荷兰还保留着很古老的答辩传统，有着庄严隆重的仪式，仪式的一些元素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法国甚至更早。我在蒂尔堡访学期间，亲身见证了这一博士答辩的古典仪式。

　　蒂尔堡大学早期是一所天主教研究型大学。法学院建立于1963年，现在坐落于孟德斯鸠楼（简称M楼）。楼前竖立着孟德斯鸠的塑像，以此使这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法学理论家的名字与容颜，常驻法学院学生和老师们的耳目与心中。这所学校建筑的命名也大都这样，以一个领域中的大家命名。如人文学院的办公楼，是以欧洲文艺复兴开拓者但丁命名。我曾问这里的学生，为什么不选择一位荷兰法学家，比如格劳修斯，来命名法学楼。他们告诉我说，似乎是因为捐助者来自于荷兰各地，都希望以本地的法学家命名，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找了一个法国人。这倒真是很能体现“法的精神”。

　　我来蒂尔堡法学院访问，就是应邀参加一位博士同学的毕业论文答辩。邀请我来的原因，是论文中涉及中国法的内容，因此在答辩委员会中需要一位有着相应研究背景的专家，确保论文的质量在此方面经得起推敲。由此不难窥见这里治学的严谨以及对学生培养的责任心。答辩仪式在“哥本哈根楼”举行，里面有一个大礼堂，是这所大学每一个博士毕业答辩的地方。

　　细节中的古典风格

　　答辩时间是45分钟，在正式的答辩委员会入场之前，有15分钟时间留给博士候选人向听众介绍他的学术成果。一到结束时，就有专职的“司仪”（Pedel）提醒。每个荷兰大学都有一个或者两个这样的司仪，一般为男性，直到1971年乌特勒支大学才开始首次有女性司仪。司仪最早记载在法国巴黎1245年开始的大学校长职位创立时。他们曾主掌辅佐校长学术职务之外的行政职务。但在现在的荷兰，他们的职务主要是组织正式仪式了，所以意译之为“司仪”也只针对现代而言。在举行仪式时，大多数司仪都被要求用拉丁文，只有在荷兰年轻的屯特大学，司仪可以用荷兰语或者英语主持仪式。

　　早上九点一刻，邀请我的Eric教授带着我，一起到举行答辩的大楼。先到一个会议室中，里间是换衣间。换上专门的“托加长袍”（Toga）和帽子。这种长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古罗马时期。托加长袍曾是罗马市民的日常服饰，以区别于奴隶和非罗马人的衣着。后来渐渐演变为礼节性服饰，因为士兵不会穿着，也成为和平的象征。在荷兰，法律工作人员和学者都会穿托加长袍，每个学校和不同学科的长袍颜色会略有不同。但法学院的长袍和法律工作人员的长袍差异不大，黑袍白领，是由拿破仑立法规定下来的传统。黑色代表了庄重，白色领带代表中立。在法律工作和法学教育中，统一穿托加长袍隐喻着，任何一方不能因为其穿着差别体现出来的贫富不同和信仰差异，而受到不公正对待。

　　更衣之后，是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准备会议，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他问了一下大家提的问题，大约是为了避免彼此重复。我是远道而来，因此第一个提问。据说这是历来的规矩：提问顺序与路途的远近成比例，路远的先问。交代过答辩流程，大家起身，排成两排，在手持校杖的司仪带领下，前往答辩大厅。入场顺序是，在司仪后，主席走在最前，之后是两位导师，再后是答辩委员会成员，这些人的队列顺序就是提问顺序。在答辩委员会入场时，答辩大厅的全体人员起立对答辩委员会行注目礼。

　　登台就坐后，主席请男士脱帽后，以一句祷告开始答辩仪式：“愿智慧和仁慈的精神在我们所有人心中成长。”大厅类似国内的礼堂，答辩人和答辩委员会教授在台上，台下是家属团和旁听的学生。台上的中心是答辩委员会的坐席，前有长排的桌子。坐席的右前方是答辩台，就像一般礼堂里的主持台。答辩人站在台后，还有两个助手站在身后。在荷兰语中，这两个助手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叫“陪伴的精灵”，起源于婚礼上的伴郎伴娘仪式。这是一个独特的荷兰传统，据说也暗含了以前博士生毕业后就留在学校长久工作，就像嫁给了学校一样的意思。在答辩中理论上博士生可以和“精灵”商讨委员会提出的问题，但实践中很少这样。还有说法，是历史上可能会在答辩期间争斗起来，因此答辩人要带两个帮手，也是笑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