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间面积不大的办公室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李京文回顾了他半个多世纪追求真理、报效国家的学问人生。84岁的李京文坐在一把椅子上，从自己的家庭、求学经历、工作经历逐一谈起。

　　逐步坚定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志愿

　　1933年，李京文出生在广西陆川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耿当过小学老师、大学副教授，曾参加中共地下党，为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母亲在工厂工作，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李京文幼年的时候，虽然家境贫寒，但在父亲的引领下，从小酷爱学习，性格沉稳内敛。这样的习惯和气质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影响至深。

　　1951年，李京文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53年被选派留学苏联，就读于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今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1958年毕业并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谈到为什么选择经济学时，李京文告诉记者：“我少年时期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所以高考时同时报了南方一所大学的文学系并被录取了。但到底该往哪个专业方向走，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个时候，家里人告诉我，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搞经济建设，学经济是大有前途的。我感觉很有道理，于是去了武汉大学经济系。从此，在多年的学习、积累和历练中，逐步坚定了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志愿。”

　　受益于留学苏联的经历，李京文回国后曾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等单位工作，但他认为自己更适合做学问。他说：“我个性好静，能坐得住。而且我一直认为，用学识著作培养下一代、影响社会是件神圣的事。”在这一想法的驱动下，他主动申请调到科研岗位，后来如愿以偿，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任首任所长。这一关键的改变，带来了李京文学术事业的腾飞。

　　多年来，李京文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六项，是中国第一位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社会科学学者，还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世界生产率科学院院士。在人们眼中，李京文是著作等身、名扬国际的经济学大家，但他自己总是很谦逊，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连称“受之有愧”，说做得仍“不够多”、“不够好”，“对事业有一些追求还没有做到位”。

　　李京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培养了上百位博士研究生，学生们学成后分散到各个岗位从事经济学研究或经济管理工作。李京文看淡个人荣誉，却常为自己的学生感到骄傲，关心他们的成长与发展，经常给予切实的指导和帮助。

　　在技术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领域深耕

　　投身学术后，李京文如鱼得水，始终活跃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结合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遇到的新问题，不断进行学术创新。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又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的研究，在技术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两大领域卓有成就。

　　中国的技术经济学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李京文介绍说，技术经济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而成的一个交叉学科，着重研究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例如投资项目的前景、投资金额的确定、产能布局优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仅凭定性分析就能解决的，还要用一些严密的数学模型进行准确、精细的定量分析，以寻求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最佳结合。他说，要做好技术经济学课题，就需要掌握数量经济学这一重要量化工具。目前，中国的技术经济学与数量经济学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能够较好地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一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的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知识与技术积累；二是由于不迷信西方某些抽象的“黑板上的经济学”，中国技术经济学所使用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从实践中来，切合实际，具有较强的预测力和应用参考价值。

　　李京文为创建中国技术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专著《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是我国技术经济与管理的奠基著作之一，也被国内外同行认为是代表中国在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一部高水平著作。他还曾领导所内外的学者在国内首次系统研究技术进步的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的相互作用，并提出测算我国技术进步及其影响的方法。他主持的课题“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成果成为制定我国第一份产业政策的重要参考，获得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李京文长期致力于科技进步、生产率、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工程项目技术经济评估、工程管理、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区域规划等领域的研究。他带队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工程项目技术经济论证理论与方法，采用科学方法对中国经济的年度表现与长期走势进行观察预测，对产业结构与地区发展进行跟踪研究，主编和指导了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蓝皮书”，为公众和国际社会理性认识中国经济提供了权威材料。他曾主持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京沪高速铁路等超大型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