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当地时间2017年5月22日晚，正在举办大型演唱会的曼彻斯特体育馆发生爆炸事件，导致22人死亡，119人不同程度受伤，其中大多数为青年人。次日，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宣布认领该恐怖袭击事件，英国当局亦迅速锁定了本案的犯罪嫌疑人萨勒曼·阿贝迪（在案发当场也被炸死），并将本案认定为一起性质极为恶劣的自杀式爆炸恐怖袭击事件。

　　英国曼城暴恐事件以及类似的恐怖袭击事件应当引起我们高度警惕。从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来看，2014年全球恐怖袭击数总量达到了本世纪以来的峰值（13463次）后，恐怖袭击数、恐怖袭击致死伤数、恐怖主义威胁指数均自2014年以降则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国际社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与努力已然初见成效。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因此，一方面不能对恐怖主义问题盲目乐观、掉以轻心，另一方面还要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反恐治理策略。反恐对策的找寻离不开对恐怖主义生成原因的客观认知，原因是对策的基础。

　　首先，社会因素起主导作用。从社会角度来看，欧洲恐怖主义的发生、变化与“社会失范”现象有关。近年来，在欧洲地区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聚集了一些普遍性的社会矛盾。例如，经济发展艰难，社会失业严重，难民大量涌入带来的违法犯罪现象增多，固有的移民“文化冲突”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以及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导致社会不同阶层、群体的隔阂与对立，等等。面对上述社会矛盾，更为敏感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但他们也最缺少解决上述问题的合法手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社会问题的敏感认知以及制度化的实现方法的普遍欠缺，将整体社会矛盾集中化并投射到个人的内心进而导致焦虑、苦闷的紧张感产生。为了释放这种压力，部分人求助于暴力；为了宣泄这种不满，部分人在极端主义的诱导下将矛头直指国家和社会。

　　其次，欧洲地区的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变化与国际恐怖组织的战略变化有直接关联。2016年以来，IS在中东地区所面临的反恐压力空前，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保持其国际暴恐领头羊的形象，IS改变行动策略与战略战术。一方面，IS在其他地区、国家挑选反恐薄弱地带作为突破口，加强恐怖袭击的实施。例如在美国，欧洲地区的法国、比利时、德国、俄罗斯、土耳其，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以及非洲的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地接连策划、实施恐怖袭击，以起到保持恐怖震慑、转移反恐视线和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IS采用灵活多变的攻击小组和“独狼式”的小规模攻击方式，以不特定多数人较为集中的广场、体育场、酒店等公共场所作为攻击目标，以自杀式袭击、武装攻击和爆炸等为实施方法，策动多起恐怖袭击，造成大量死伤事件。为此，IS充分利用网络、报刊、音频、视频等方式加强对欧洲地区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煽动，教唆本土居民前往中东地区参与“圣战”，特别是利用社会问题与矛盾，激发弱势群体对国家体制的不满情绪，促使其极端化。

　　最后，恐怖分子的个体因素不容忽视。面临着同样的社会压力，并非所有人都会接受极端主义的蛊惑，但是，在接受极端主义挑唆的人群中总有一些共性特征值得关注。一是生理特征。本次恐怖袭击事件的“始作俑者”萨勒曼·阿贝迪年仅22岁，这一生理特征在欧洲地区甚至世界范围的恐怖分子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恐怖主义是年轻人的事业。”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恐怖袭击的实施者往往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但是恐怖组织的领导者、组织者可能年龄偏大）。这与年轻人自身感性、易冲动和理想主义个性特征紧密相关，这些特征决定了恐怖组织偏爱拉拢年轻人。二是文化心理特征。欧洲地区实施恐怖袭击的年轻人多为具有欧洲各国国籍的移民后代，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欧洲人，但是在本国、本地区则遭遇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基于历史原因移民后代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地位普遍偏低，这阻碍了他们获取更多上升空间的渠道（例如受教育、求职），加之欧洲地区的穆斯林移民出于文化、饮食和宗教等因素往往倾向于聚集在一处居住，自我封闭性和对外界的隔离性极强，又进一步影响了其与欧洲整体社会的融入程度。这些问题反过来会持续恶化移民后代的经济与生活条件，严重影响其对国籍国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