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外地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住在单位的筒子楼宿舍。八年后,我以此为背景写了长篇小说《混在北京》,不久这本小说出乎意料地被德国汉学家翻译成德文,在法兰克福出版。

　　出版前,大家为德文书名很伤脑筋,因为德文里没有现成的“混”字。看到著名导演何群根据小说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片名下的英文是The Strangers in Beijing(异乡人在北京),他们也不太认同,觉得没有翻译出神韵来,仅仅是外省人在北京生活的意思。问我有没有更好的英文名,这样德文书名也可以拿来借鉴。我就请教我的外国朋友,他们看了小说简介说,倒是可以借鉴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一本小说名《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给《混在北京》起名为Down and Out in Peking。

　　那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小说不能套用一本外国名著的书名,那样虽然有利于传播和销售,但会令业内人士诟病,认为缺乏想象力。更为重要的是,《混在北京》与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内涵完全不同,它的“混”字是北京话里的一种幽默调侃,并非是消极的,甚至还有不服输、积极向上的意味,暗含着早晚要混出个人样儿来给大家看的意思。还有,它与奥威尔写的穷困潦倒的文化人生活完全不同。我小说里的这些外省青年在北京根本不穷困潦倒,而仅仅是大学毕业之初创业和成家立业阶段的艰辛与苦乐。他们从根本上说不是多少年后的那种“北漂”,而是正式的“国家干部”编制人员,仅仅是因为家不在北京、没有根底、缺少“关系”、住房窘迫,但他们那份人人一样标准的工资足以让他们生活得不错,还因为是初出茅庐的作家、翻译家和画家而有一些外快可赚。在那个平均主义的年代,他们的基本生活还算高于普通首都青年的。他们的问题是新外省青年与扎下根的外省老年们因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产生了矛盾,是论资排辈和漠视新人造成的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生活上的窘迫与怀才不遇。更多的是这些人之间为了走捷径早日升迁或为了利益相互倾轧以及在逼仄的筒子楼内生活有些损人利己的丑陋行为。这其实在各个时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并不新鲜,大家都觉得筒子楼仅仅是一种过渡,不出几年大家都能迅速升迁或改善,成为有根基的“老”北京人,因此还没有一本小说专门描写这些人的群像。

　　估计就是以前的作家对此都“见怪不怪”甚至视之平淡无奇,而我却把自己的北京生活第一站看得无比重要,或者说因为我的职业是翻译,我没有更广阔的生活视野和更重大的题材,才捡起了别人无意中“丢弃”或“忽视”的身边事,把它写成了小说并创下了一个小小的第一。对我这样从小学一直念书到研究生毕业不认识社会的纯洁青年来说,那样的生活就是一个很大的世界了,令我眼花缭乱,觉得很值得一写。由于我有固定的生活保障,不用把自己的全副身家都寄托在一部小说的成功上,因此我写得十分放松,十分惬意甚至尽情调侃和铺陈,整个写作过程是快乐的。可能正因此,小说传达出了很多快乐的正能量,改编成电影后还得了百花奖。

　　所以我既不喜欢电影的英文名字里那个“异乡人”的沉重,也不喜欢套用奥威尔的“落魄”,因为我们根本不落魄,也不觉得自己是异乡人。我们是堂堂正正的新北京人,无比热爱自己的这个新生活之地,甚至爱得有点发疯,看到它的缺点就像看到自己的缺点一样,忍无可忍要数落一番。但归根结底还是出于热爱,爱之甚,其言也苛,无奈之时,就调侃嘲弄或自嘲,仅此而已。

　　至今我还找不到哪个英文词来翻译我笔下的这个“混”字。因为这个字不是我的发明,是无数人的口头语,不同的人说“混”那意味完全不同。最后德文版书名是Verloren in Peking,即“迷惘”的意思。十多年后这本小说又在德国再版,是列入二十个世界大都市小说系列里出版的(包括伦敦、巴黎、莫斯科、洛杉矶、开罗、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世界名城),仍然用的是这个书名。这是根据小说内容起的,似乎也对,初来乍到的新北京人,能不迷惘的又有几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