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担忧一项新的技术发明——人工智能——将会与人类爆发不可避免的冲突。佐证这种担忧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人工智能（包括驱动它的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公民隐私权的不断僭越。有学者称，智能时代降临之后，隐私权利将会消失。这一观点无疑引发了社会大众更大的忧虑。

　　传统隐私将被数据化

　　事实上，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在逻辑上都无法彻底消灭人所具有的隐私权利，它只会不断冲击现行的隐私概念并改变隐私的边界。一旦隐私的概念发生了变化，那么当下讨论的隐私侵犯问题也就随之消解了。隐私问题之所以成其为问题的条件变换了，由于这种性质变化使得原问题已经无需回应了。进一步讲，隐私的边界确实会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不断缩小，或许未来隐私将只存在于思维层面，只有人的内心想法才会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隐私，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隐私（如出行路线、银行流水、餐饮偏好、体检记录、聊天文字、电子照片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将成为开放共享或有限共享的数据。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曾提出过这样一个比喻，将有的思想家喻为狐狸——他们知道许多微小的事，而将有些思想家喻为刺猬——他们知道一件大事。假如人工智能也会进化成一个合格的思想家，那么它无疑会成为一只“刺猬”，它知道的这件“大事”就是归类（技术术语为“添加数据标签”）。在工业社会，商品会被分类以便有效组织生产与流通管理，而在信息社会，随着社会中每个行动者日益增长的“数据排放”（这一提法来自安德雷斯·韦思岸借用的“碳排放”的概念），人也会被以某种方式进行逻辑归类。这种归类不是工业社会出现的那种粗糙、简单、去人性化的区分，而是更精细、复杂、个人化的分类。工业社会之所以强调“去人性化”，视唯此才能抹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使“民主”具备鲜明的可操作性。如将一位纺织女工、一名退役军人和一位资深政治家的价值选择或利益诉求，视为等值的政治货币，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一人一票”。这造成了民主在“是/应当”问题上无奈的妥协，不得不刻意忽视人与人之间在经验、知识与偏好程度上的巨大差异，否则民主就只能停留在应然阶段。毫无疑问，这样做的现实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进入21世纪后，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再次激活了民主制度（尤其是代议制度）研究这一传统话题。但总体来看，学界尚未形成一个关于“如何借助新技术实现更加良善的政治生活”的理论内核，只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承认人是具有复数性的动物（阿伦特语），即承认人在社会中的独特性（uniqueness）和差异性（distinctness），而非他者性（other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