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国心理学家 Miller和Selfridge提出“组块”(chunking)的概念,认为“组块”是记忆对信息加工后所形成的高信息量单位。Becher于1975年将组块应用于语言研究,将其定义为“词块”(Lexical chunk)。20世纪90年代初,语块成为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研究关注的对象。我国对语块的关注与研究起步较晚且成果多集中在英语教学范畴,对于汉语教学中的语块研究还有不少问题,如语块与汉语教学结合、语块的特征与分类等有待探索与实践。

　　语块理论应用于教学

　　Miller在《神奇的数字7加2或减2:人类信息处理能力之局限》中指出,大量研究试验表明,人类短时记忆可把握的信息单位的数量范围是“7±2”个单位,根据这一结论,人们可通过提高信息单位容量来提高单位时间内识记信息的数量,即低信息量内容,并通过大脑整合成数量更少、信息量更高的内容,进而提高短时记忆的效率。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Becher发现人们对语言信息的记忆和存储、输出和使用,并非以单个的词为单位,那些固定和半固定模式化了的板块结构即语块,才是人类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Peter把这些模式化了的板块结构看作具有可分析空间的公式化框架。这些结构与固定短语不同,但由于其使用的频率性或有效性,又常常被当作一个词或一个单位记忆或使用,现代词汇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如何掌握这些大量的语言预制结构,如何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语篇。Nattinger & Decarrico直接将多词现象和语言教学联系起来,强调了它们在语篇中的衔接功能。

　　语块同语言掌握与使用的密切关系,促进了语块教学法的诞生。Michael Lewis认为语块大都是根据一定的语法规则生成的语言单位,这类单位在语言的使用中不需要特别注意其语法结构,大大缩短了从语言理解到语言产出的时间,使产出的语言产品准确、快速、流利。Lewis将语块视作语言教学的基本单位,标志了语块教学法的诞生。这一理论的提出在语言学及语言教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并逐渐应用于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实践中。

　　语块与汉语教学结合有合理性

　　鉴于语块在自然语言中的重要作用,对外汉语教学可参考语块教学法,并将之本土化。

　　为实现教学目标,对外汉语教学界先后采用了以句型训练为主的直接法、以培养学生交际能力为目标的“结构—情景—功能”教学法、“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法等。这三种主要教学法虽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但其以“结构”,即“语法”为本,实际上是根据西方语言特点提出的,并不一定符合汉语的特点。因此,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学者们在前期教学成果的基础上,将思考由“引进”转移到“本土化”,并将关注由“结构”转移到“实义”,提出了教学法的“实义化”倾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改变体现在将“词汇”作为汉语教学的重点,淡化语法教学及对于“语块”这种“类词汇”单位的关注。

　　Bolinger认为,规则系统固然可以帮助人们表达新的思想、生成从未有过的话语,但过分强调了语言的规则性。从言语交际的实际出发,语言信息的生成与传递大多是以词汇单位为基础。Altenberg & Granger在语料库语言学和语言习得研究中发现,英语中约70%的日常口语都由已有语块组成。Nattinger & Decaricco认为语言的流利程度不仅取决于学习者大脑中有多少生成语法规则,还取决于语块的数量,因为语块使所传递的信息高速、流畅、准确。

　　在对留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过程中,语块起到了贯穿词—语—句—篇空间的作用,使学生在掌握框架与规则的同时,准确生成合乎语用的语言产品,通过大量句子与篇章的生成,相关的词汇、语法规则、语言使用规则得以串联,规则依托实际语义性单位得以被理解与贯彻,语言教学的落脚点归于实际语言的使用,学生也在语言的运用中学习了语言知识。因此,我们普遍认为语块进入汉语教学是符合汉语教学本体论的要求,语块教学法是符合汉语特点的教学法,是对外汉语教学法本土化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