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说过一句颇具哲理的话：“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个人或团体在历史进程中往往呈现出多重面相，存在2000余年的教宗制度更是如此。《圣徒与罪人：一部教宗史》（埃蒙·达菲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7月版）以简洁明了的笔法勾勒了教宗制度与欧洲文明发展的紧密关系，为我们理解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且存续至今的“天国王朝”，提供了一份引人入胜的入门地图。

　　埃蒙·达菲（Eamon Duffy）是英语学界“修正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领域为15—17世纪的不列颠宗教史，其作品致力于扭转人们对中世纪晚期天主教的偏见，呈现出与传统史学叙述迥然不同的画面。作为罗马教宗历史委员会委员，达菲并不讳言自己的信仰，并坚信这部教宗史经得起学界批判和时间考验。自1997年初版以来，这部作品已被翻译为意大利语、德语、葡萄牙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并多次增订修改。此次的中译本由中山大学教授龙秀清执笔，概述了从使徒彼得到约翰·保罗二世时期整个教廷的历史。

　　教宗制的建立与发展

　　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六大部分。第一章处理的是罗马帝国时代教宗制度与早期教会的发展。在天主教传统中，罗马城作为彼得和保罗两位使徒的殉道之所，具有永恒的意义和权威，而作为使徒之长的圣彼得也被视为罗马第一位主教和第一任天主教教宗。在早期历史发展中，罗马与君士坦丁堡、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以及耶路撒冷并立为五大宗主教区。之后，罗马逐渐接受“君主式主教”（monarchic epscopate）的形式，在神学争议上充当上诉法院，掌握教义的最高裁决权，并通过确认大公会议教令的方式体现自身首席权。在罗马主教使徒传承通过立法形式加以发扬的过程中，使其对各教区管理相似于皇帝对帝国的统治模式。罗马主教因对教义的最高裁决权，使信仰体系呈现为历代教宗的旨意，而历代教宗的意志也因作为圣彼得的继承者而进一步神化。

　　第二章从民族大迁徙写到公元1000年，着重讨论格雷戈里一世对欧洲文明的影响，并以教宗为枢纽解释了基督王国东西两端的纠缠与分裂。正因为教宗制度与帝国理念的结合，教宗和主教们在蛮族入侵时期和欧洲文明重建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达菲在此处简要涉及了早期一些神学争议，但他描绘这些神学教义上的“路线之争”，并非为了论证哪种理解才是正统的，而是要说明各方争论不休的核心诉求是教义的阐释权，也就是争夺教会与救恩的最高权威。作为“中世纪的第一位教宗”，格雷戈里一世是西欧走向稳定、恢复统一的中流砥柱，在他统治期间，基督王国迅速向原来的帝国边境扩展。这个帝国从罗马帝国变身为普世教会，原先的帝国行省制度也逐渐为各教区的联合运作所取代。进入8世纪后，在加洛林家族的帝国再造与拜占庭人帝国重建的夹缝中，教宗的选择不仅影响欧洲未来发展路线，也开始为欧洲君主的新秩序赋予合法性。

　　教宗制的巅峰与衰落

　　第三章分析了11世纪以来教廷改革和教宗君主制走向巅峰，并在14世纪后趋向分裂的过程。达菲以利奥九世、格雷戈里七世和英诺森三世等教宗为核心，将教士独身制改革、隐修院改革以及十字军东征融为一体。正如标题“国家之上”所表明的，达菲认为这一时期教会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教宗享有高于君王的尊威，与加洛林模式乃至奥托模式形成极大差异。这一状况似乎是教宗制度发展中的异数，却从多个方面深刻改变了西欧历史进程。然而，随着14世纪以后民族国家的兴起，加之阿维农之囚和大公会议运动的相继出现，教宗制度逐渐丧失早期所取得的权力，整个教宗制度改革似乎又回到原点，这期间所形成的若干理念却仍在之后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民族国家羽翼足够丰满之时，教宗的触角无法再深入到世俗政治之中。

　　第四章主题是“抗议与纷争”，着重描绘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历史，这也是达菲本人的主业。这一时期，教宗一方面成为文艺复兴活动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也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影响因素。他们的道德败坏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而世俗贵族家庭对教会事务的干预也前所未见。各种因素混杂催生宗教改革，随着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斗争的展开，各种类型的教宗纷纷登场，达菲的书写也呈现了那个时代汇聚心酸、愤怒、纵欲、虔诚为一体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教宗制与当代世界

　　第五章探讨了从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初的教宗历史。这部分的描述非常细腻，尤其是庇护七世与拿破仑的故事格外引人入胜。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西欧社会结构彻底断裂，教宗在拿破仑时期和此后的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举步维艰，常受到世俗政权的干涉甚至羞辱。与此同时，社会思潮的巨大变化，使得从中世纪盛期到特伦特会议所建立的教会训导体系在世俗层面走向崩溃。教宗重新回归首席主教和教义裁决人的角色，基督教君主则严格限制教宗的世俗权力。高扬教廷是天主教世界心脏的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逐渐形成，使教宗成为教会看得见的核心。19世纪中后期以来，教会不得不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不过多数教宗采取守旧的姿态，在达菲看来，这事实上烧毁了教廷通往现代世界的桥梁。

　　第六章以“上帝的喻示”为题，分析了20世纪的教宗和当代世界生活的关系。该版本只写到本笃十六世，而最新的英文版已经写到教宗方济各。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明显感受到达菲作为天主教“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底色。庇护十世统治期间发布了著名的《反现代主义宣言》，被达菲称为“永不妥协的时代”。二战之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约翰二十三世，被达菲称为“历史上最受爱戴的教宗”，而本笃十六世的当选则被他视为保守主义的回潮。

　　总体来说，这部作品在不大的篇幅中为我们描绘了世界上最古老王朝存续至今的历史梗概，体现了达菲对于教宗制度、教会改革以及天主教未来走向的思考，兼具休闲阅读、学术思考和现实关怀等多重价值。

　　正如达菲在前言中所说，他在历史研究中惊讶地发现，“教廷不论是单纯地存在，甚或极度地自我膨胀，都一直有助于确保基督王国的地方教会具有某种普世基督教的视野，使它们不致分崩离析而陷入狭隘的宗教民族主义，或完全屈从于世俗统治者的强权意志”。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年的教宗制度，不仅成为欧洲宗教身份认同的某种象征，或者相互区别的标志物；更重要的是，它在现实的生活与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一种“平衡人类自由的力量”。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