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07年开始，大批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纷纷进入中国。为使来华人士全方位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各种外文报刊接连出现。其中，美国人裨治文等创办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裴来尔、保灵和卢公明等人先后主持创办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在来华西方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近40年来，人们对这两份报刊的研究日益深入，关注的领域也日渐增多，但是因为其采用英文编写，前人关注似嫌不足。两刊中有相当多的文字涉及汉字和汉字教学。这些文章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方人的汉字观，也可以清楚他们的汉字教学理念，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对汉字的宏观认识

　　关于汉字的起源，马儒翰（J.R.Morrison）在《汉语书面语》（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中国丛报》1834年5月）中认同仓颉造字说，主张仓颉通过俯察万物创造了文字。而之后英国人莫安仁在其《官话汇编》中则主张伏羲造字说。这些观点更多受中国学者的影响，其说服力有待加强。毕竟，汉字形成于长期的社会实践。

　　在当时的报刊中，西方人同时指出了汉字造字之初的表意性。“汉字显然源自于图画记事，而这些图画将实物以肖像画的形式或者描绘出它们的显著特征的形式速记下来。它们最初是象形的，但逐渐因书写方便或为美观之故而逐渐发展简化，最后变成纯粹的符号。” 他们认为，汉字与西方字母不同，“汉字不是由字母表中的字母构成的，而是由不表音的简单线条构成的。一个只习惯于西方字母体系的人，很难为每一个新的物体和想法构造一个相应的字符或符号。就汉字目前的形式而言，这种语言远非象形文字体系”。汉字与声音无关，见形知意，这一点不同于西方字母系统，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

　　关于“六书”（Luh shoo, the six writings），汉学家们在《中国丛报》和《教务杂志》中也多有提及。如马儒翰以图文的形式依次阐释了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形声和假借，并说“这种分类是比较现代的发明，就像语言的语法规则一样，它的引入是为了整理已经存在的东西，对单词的原始形成没有影响”。此外，裨治文在1850年4月撰写《说文系传》，介绍并翻译了《说文解字》中的“六书”理论。其实，西方汉学家如马士曼（Marshman）、雷慕沙（Remusat）、金璋（Hopkins）、萨默斯（Summers）等人都曾介绍过汉字的“六书”理论，表明这一时期来华的西方人都注意到了汉字“六书”理论。当然，关于六书的英文名称，汉学家们因人而异，叫法也不相同。

　　此外，关于汉字形体的不同，汉学家们也有介绍。除了介绍汉字形体随时代不同而出现的篆书、隶书、楷书等的风格变化外，马儒翰还提到，“同一汉字还存在许多不同的写法。有时这种形式上的稍微变异并不影响字义——一个汉字的不同写法被用来表示它的不同义项”。这些变异“有些是为了书写的方便，有些是出于简化复杂字形的需要，有些是为了迎合不同文人墨客的品位，他们认为通过对汉字符号的重新组合能更好地表达汉字的意义。有些是因为反复无常的变化引起的，有些是因为缩写，有些是因为书写的疏忽”。汉学家们认为，异体字的表现可以有汉字的变体，即正体、古体、同义字、在某一词义上相同的同义词、俗体和简体六种。

　　总的说来，以上的介绍多涉及汉字的常识，内容比较基础。同时，我们也能发现，汉学家们有完全不同的观察角度。当然，由于文化上的隔阂，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来华西方人的把握并不够准确全面，比如关于汉字的起源，以仓颉或伏羲造字为结论，显得相对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