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明海英）6月20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和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线上举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杨灿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覃红主持。

　　主题报告阶段，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黄泰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裴长洪，西南财经大学教授丁任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浙江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文科资深教授李实，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黄少安，南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部部长、经济学院院长盛斌，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任保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小平等先后作专题报告。主题报告上半场由《经济学动态》常务副主编胡家勇主持，下半场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邹进文主持。

　　构建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范式

　　杨灿明表示，湖北作为全国疫情最重、管控时间最长的省份，为全国疫情防护作出了巨大牺牲。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5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先后明确强调了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但是，政策是具有阶段性的，能否将这些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才是决定湖北经济长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杨灿明强调，首先，要深化改革，勇于创新，致力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当前湖北还存在产业转型升级任务重、创新创业活力不足，经济外向度偏低、营商环境欠佳等诸多发展短板问题，需要持续的改革和创新才能得以突破。其次，要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做好战略定位。着眼于国家中部崛战略、长江经济带及“一带一路”等在湖北交汇。因此，如何利用好这些比较优势，将其转化为湖北的竞争优势，如何做好湖北战略定位，将其打造为中部战略支点，是助力湖北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的坚实基础。此外，要把握时代发展之大势，于变局中开新局。要在新的格局下分析内外形势，把握阶段性特征，遵循时代发展趋势以推进湖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全国50万亿新基建的政策红利下，湖北政府和企业应该双向发力，立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技术范式的重塑，去构建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

　　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洪银兴从马克思主义重要原理出发，结合当前经济发展调整和“六稳”“六保”政策，讨论了如何在后疫情阶段“化危为机”。他认为，应该科学判断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要主动为衰退过后的经济复苏及长期发展培养和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加快转入快速发展期。要重点关注利用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市场。在他看来，后疫情阶段的发展机会包括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基础设施投资等，要特别关注新基建和加快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黄泰岩认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会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约束条件，但新冠疫情又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健康以及健身需求的强化剂，推动居民消费行为向线上消费、无接触消费、个性化消费改变的加速器。在他看来，可以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个方面促进新经济发展。

　　裴长洪分享了疫情下高质量发展五方面的新认识。他表示，就业、民生是考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问题，脱贫攻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久问题。要扩大内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立足国内市场，增加居民收入，要认识需求刺激、需求管理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高质量发展与草根经济的关系等问题。

　　丁任重表示，相对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疫情越严重；产业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疫情越严重；交通越中心的地方，疫情越严重。他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关注经济统筹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大中小城市并举发展。

　　史晋川围绕新冠疫情下经济周期与产业格局发表见解。他表示，疫情导致本轮经济阶段性逆转，中国经济体现长期向好的趋势是不容易的，要加以重视。疫情冲击使得世界经济出现衰退，世界经济形势的逆转不能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预期，但中国经济发展任务更为艰巨。他认为，中国要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双循环不是两个孤立的环，内环和外环在很多方面是有重叠的，可以根据外部形式来转换。同时，双循环部分条件以国内条件为主，在国际形势好的时候，尽量多用外环。

　　庞大国内市场或是中国抵消外部风险的重要抓手

　　李实围绕提高收入、缩小差距以及促进消费阐释其观点。他分析了中国居民消费份额的变化趋势，对居民消费份额下降进行了理论解释，结合调研考察了中国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态势。他表示，收入多少、收入差距、收入预期，以及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还有疫情影响就业失业等都会影响消费倾向。李实强调，扩大消费要稳收入、稳就业，尤其是要稳定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就业；稳定未来收入增长预期；可以通过发放就业补贴等举措消除收入的不稳定性。他建议，减少政府支出，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增加居民收入，保持居民收入稳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内部群体收入差距；利用疫情危机解决好农民工的相关问题。

　　黄少安表示，在世界经济下滑的阶段，又遭遇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前局势对中国GDP的影响体现在进出口、产业链供应链领域的影响，以及发达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对中国大宗商品的不利影响。疫情冲击对脱贫攻坚的顺利开展也造成了一定阻碍，其中脱贫群体中农民工群体受到的影响会更大。此外，对经济结构、公共安全结构、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都会产生影响。黄少安认为，保增长目标、促进增长和促进消费都十分重要，在疫情冲击下，应该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但也要防止经济集权主义抬头，要客观研判国际经济关系可能的变化。

　　盛斌阐述了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他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出现了两个大的变化，即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这导致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更为恶劣。他认为，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是紧密互动的，高质量发展使高水平开放有底气，高水平开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盛斌建议，要保持开放战略；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合作体制；高度重视和加快制度性改革；发挥高水平开放的示范效应。

　　任保平表示，首先，疫情对中国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要重视经济恢复问题。其次，疫情冲击下需注意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与高水平开放的结合，高质量发展要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战略目标。此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包括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微观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的高质量发展等，要完善产业链、提高自主产业链供应。

　　李小平结合强大国内市场的理论与现实基础，讨论了中国应该如何摆脱“受制于人”的风险，实现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他认为，庞大的国内市场或是中国抵消外部风险的重要抓手。为进一步地加快经济复苏、推动中国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李小平建议，借助城市群战略，进行跨越行政边界的融合；借助“互联网+”模式，加快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借助新基建“东风”，促进存量优化、增量创新的产业链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