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和“文明”都是用以诠释人类历史和现实性质的大概念。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与人类学生存事实，作为一种历史发展与进步的逻辑符码，在特定历史进程中所生成的“价值”与“文明”曾经是统一的，二者的步履也是一致的。在那一时代的精神文化系统中，不仅“价值”而且“文明”本身的含义是自明的，两者之间互为前提，相互补充，交互辉映、相得益彰。“价值”与“文明”之间明显的分离和不一致，是现代社会独有的现象。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旷日持久的转型、分化，产生了价值分层与不可调和的阶层、阶级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传统社会既有的文明理念、逻辑、模式和目标远景，开始变得与现实的价值显得格格不入。冲破旧的文明的边界，是新价值诞生和自我确立的必由之路，历史的、实践的新价值主体由此获得新生的契机。

　　现代化历史发源于西方。在三百多年的漫长历程中，始终伴随着对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深厚的价值的反思、批判与扬弃，伴随着对新的价值理念、价值信仰和价值秩序的发现、创制、认同。这一有关文明、进步的新的“价值叙事”，很快得到普遍认同、遵守和践行，很快就进入西方社会的历史、制度、思想文化以及生存与生活实践全部领域之中，成为整个社会普遍的规范和遵循，西方的历史进程通过新的思想语法，获得了新的解释、演进方向和目标的新的定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技术统治，拒绝一切价值考虑的介入。而技术专制及其非人化倾向，则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价值危机，存在意义的失落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与注重工具理性相联系，现代文明往往以功利原则为社会运行的杠杆，带来了另一重后果，即所谓市场取向的形成，导致了主体价值的进一步失落，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个体被分裂为仅仅关心自身利益的不同商品原子。个体原则的注重诚然为主体创造性的发挥、个性的多样化以及竞争机制的引入等提供了价值观的基础，但由此而过分地划定个人权利界限，并以无情的竞争为实现个体权利的方式，却很容易导向个人主义乃至利己主义。与利益关系上的个体化趋向相反而相成的，是社会对自我的控制和支配。现代文化越来越具有大众化的特点，通过发达的传播媒介和快速的信息传递手段，大众文化的影响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以对自然的征服、主宰和占有为取向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生态的失衡，构成现代文明最明显的负面效应，产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现代社会在文化选择上崇尚多元化，这一趋向体现了开放的心态，形成自由讨论的环境、拒斥独断论。然而，反权威与多元化如果走向极端，往往容易导入相对主义。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天然的主体，成为一种主体，不仅需要智慧、行动，更需要有人类共同福祉为本位的担当、胸襟和气魄。而这一目标的完成，最为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其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历史性地居于人类文明的道德制高点。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种“深刻”的“文明转型”。由人类的理智所造成的这个世界以及人的存在本身，无论就其“理念”、就其“逻辑”，就是“历史”实践，以及自身的所谓“制度”“文化”“价值”等而言，都根本没有进入“深刻”的层面。这个自诩“文明化的世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因民族国家的利益纷争而持续不断的冲突、战争。文明的演进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权力的博弈或者狭隘的文化认同，而且有其历史必然性意义。进入21世纪，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国际社会、国际知识界开始摈弃意识形态的偏见，一致认为，面对程度不断加深的西方文明的危机和衰败局面，唯一有力量、有能力、有资质充当新文明形态重建的合法性主体，当是中国。人类文明的希望在中国，只有中国能够担负起拯救人类文明的重任。

　　打破一种曾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形态的文明，建构并创造一种融不同文明之优长的具有强大生命力、成长性和巨大包容力的新的文明形态，以中国为主导的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巨的理论和实践任务。它至少要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根本性问题。

　　其一，启蒙现代性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和逻辑究竟是什么？究竟有哪些因素的存在和共同作用，才促成了启蒙现代性的西方文明的成功实践？现代性文明因何弊端和缺陷，而在其实践过程中屡屡遭受质疑、批判？现代性文明陷入长期自反性危机、失败的最重要的根源是什么？

　　其二，中国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重建的合法性主体？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有何种有效的、有益的成分，为中国成为未来文明新形态重建的主体提供正当性支撑？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以及社会全面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为成为这种文明主体都做了哪些努力？

　　其三，西方现代性文明有哪些要素可以为未来新型文明形态所吸收？“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创造的“文明新形态”究竟在哪些方面实现了对于西方现代性文明的超越？中国文明新形态对于人类文明实践的贡献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文明新形态可否成为一种具有引领性、主导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文明？

　　其四，文明新形态的创建，关涉一种普遍深刻的人类精神生活范型的变革，关涉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公共性价值认同的重塑，上述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下述追问必须进入历史总体性考量的宽广视野。

　　第一，中国主导、全球参与意义上的复调实践与复合性主体问题。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之合法主体对于整个世界、对于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文化、中国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列具有时代高度、历史宽度以及理论深度的深刻、精辟论述，堪称范本，对于我们理解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直接的指导性意义。中国不寻求以一种文明对别的文明的压制、取代，而是认为文明是多色调的，无高下之分。

　　第二，多元现代性立场——文明形态构建的规范型原则依循及其成长的张力形态问题。中国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本质上区别于西方现代性文明形态根本性要素究竟是什么？新文明形态的基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多次论述中，已给出了充分的说明。

　　第三，中国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基本要素、核心内容及其逻辑结构问题。有鉴于西方现代性文明之政治价值取向上之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本位，逻辑起点上的自由个人主义之文化信念，以及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所宣称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等的实践所产生的依靠这种文明本身根本无法克服的系列病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实践，奠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具有思想原创性贡献和世界性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创新。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