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研讨 

　　评议人：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党委书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我们这场三位学者的发言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谈现代化问题。于沛老师在“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人类文明进步崭新道路”主题发言中精辟指出了现代化总是跟人类文明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是社会在物质、精神等层面不断摆脱落后状态的持续进步。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文明观的角度来考虑现代化的问题。而在文明观上面，西方现代化理论恰好是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其中有一个基本观点的预设，即认为，东方是停滞落后的，西方是先进发达的，由此就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于沛的这一判断非常精准，指出了西方现代化理论模式、思维模式都是以“走现代化道路等同于走西方道路、西方模式”为前提，并认为其他国家都应该选择西方道路与模式。所以在现代化问题上，西方理论并不适合于中国。于沛指出了西方理论的症结所在，就是将西方化当作现代化唯一的模式。

　　徐蓝老师的“中国外交的现代化之路”主题发言，是从世界史、外交这个角度来论述的。她从外交，特别是新中国外交三个发展阶段阐释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过程和特点。这是研究中国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就是现代化其实与对外交往有着密切联系。现代化不是关起门来搞现代化，改革和开放也分不开。中国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徐蓝的发言不仅为研究中国式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好的视角，也从这个层面探讨中国现代化演进的过程。

　　杨共乐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特征与世界价值”。在这个宏大的主题下，他从三个立足点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一是立足于广袤的中国大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14亿多中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并共同参与的伟大实践，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群众性特点。二是立足于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即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三是立足于中国5000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反映了现代化与文明传承和转型的关联性。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文明新形态具有世界价值，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文明意义。

　　我们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尤其从历史这样的视角，有下面几点值得提出来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首先，现代化并非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所拥有的共同权利。现代化不是只有一条西方化的道路，而是有多重道路。现代化的理论构建，不能仅仅以西方的经验来构建，也不能以西方所推崇的“普世价值”为价值主导，更不应搞西方中心主义。我在研究中注意到，19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在讨论现代化的时候曾提出一个标准，并以此来衡量各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民族化。我们觉得，现代化应该基于世界各国的普遍经验，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共同经验。基于对这些经验的总结，所提炼出来的现代化理论才是普遍的理论，也就是对人类社会共同经验的总结。既不能说西方的就正确，东方的或者中国的就不行，不存在唯一的现代化道路，这几点是我们在讨论中形成共识的。

　　其次，从今天的讨论来看，包括今天上午两位外国学者的发言，大家还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从1949年以来，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我们讨论的事实出发点。事实应该怎么解释？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应该怎么解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现在走的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并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样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解释。今天我们来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应该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这些方面开展具体的探讨。这几点具体反映在哪些事实，这些事实应该用什么理论来解释，如何换成一种中国的话语，都需要讲清楚。当然，还应该从比较的意义上解释清楚，比如中国现代化是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以后就开始了，但是新中国的现代化或者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和近代历史上现代化有什么不一样，又有什么联系，近代推动的现代化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影响，都值得研究。此外，还可以放到世界的现代化中间比较，找到共同之处，也要指出特殊的地方，然后进行合理的解释。

　　黄坤明部长谈到，中国现代化新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延续性和创新性结合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探讨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必须做到历史视野与现实视野结合、国内视野与全球视野结合、现代化视野与文明视野结合，在这种结合的基础上才能把中国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置于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的历史长河，置于鸦片战争以来、1949年以前中国艰难的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比较之中，置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比较之中，才能看到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具有的独特性、成功性，以及有学者提出的示范性，以此来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在学术理论上还非常不够，需要我们在学术上、学理上拿出成系统的、具有学理性的理论。所以我认为，现代化的实践正呼唤着理论的创新，我们必须致力于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的学派，形成中国现代化学术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北京大学罗荣渠先生曾做了很多探讨，还提出要致力于创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和学派，章开沅先生也曾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学术到现在还不成熟，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学派。在这方面我们责无旁贷，面对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尤其是在今天中国要真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情况下，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机遇，我们应该让老一辈学人的梦想成真。

　　评议人：周宪（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汪晖教授是在文学界领先的一位学者，他的视野和对问题的思考突破了传统文学范围。他今天的发言是关于如何认识世界史，尤其是20世纪这一段人类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的方法论思考。汪晖教授开展的跨学科工作非常让人钦佩。汪晖的发言有四点使我深受启发。

　　一是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命名一个时段的时候，通常只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时间的分界。但是汪晖教授提出的反思是，20世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范畴。他的着力点在于将20世纪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待自身文明的角度。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提法。他还提出，20世纪是从18世纪、19世纪发展过来的，需要我们往前看，才能看清20世纪的事情，尤其是看到19世纪的重要性。可见，20世纪变成了对中国、对时势的重要观察意识。

　　二是汪晖提到了他在其专著中使用的“共时性”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对我们理解20世纪的诸多现象很有帮助。他所阐述的“共时性”概念意味着，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是在全球发生的。我们在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通常只关注到发达国家，那些帝国主义的强国或者那些大国。汪晖在欧洲中心论的视角之外，还看到世界共同共时发生的很多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现象，而这些现象重写了20世纪并奠定21世纪新的开端。尤其他讲到边缘的变化对整个世界格局的重构这个判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关于他讨论了帝国主义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学者意识到帝国主义理论时，在东亚、中国的学者也都已经开始考虑了，这就说明在20世纪现代文明史中，东亚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思考是不弱的。这就给我们认识20世纪文明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重大的理论、重大的人类文明的意识也在边缘地区共时性地发生了，而对中国来讲，边缘地区发生的意义可能比在中心发生更有价值。

　　三是通过这样一种20世纪作为时势的意识和它的共时性特征，我们怎么来看中国？实际上，汪晖关心的还是中国，他也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想法，特别是提到了20世纪出现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范围的一些重要范畴，把它放在共时性的20世纪格局里去理解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认识。比如他提到的几个重要的观点，国家、民族、主权、政党、人民、阶级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演进。我们对中国的理解，不仅仅是基于中国自己发生的，还要在世界发展格局这一背景下，去认识中国的发展、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必然性。

　　通过前面三个方面的阐述，汪晖提出了重构历史叙事的思考。历史这个概念非常复杂，历史本身指过去发生的事情，但今天看到的历史通常是被历史叙事建构的。比如我感兴趣的艺术史，通常看的艺术史只在艺术史家的著作里边。因此，我们对艺术的历史进程以及艺术历史中间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是通过历史叙事来了解的。但是，真正的历史有时候被历史学家叙事、歪曲甚至篡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20世纪的位置怎么去重构，对20世纪世界史以及中国、东亚的历史的重新叙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汪晖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叙事的重构，尤其是打破旧的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的叙事模式、统治地位，为新的叙事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张福贵教授阐述的内容非常多，涉及的层面也比较多。有三个方面对我比较有启发。

　　一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道路自信并不是突然就出现的，而是有其历史根据和历史资源，这跟“五四”以来、跟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延续是有相当关系的。

　　二是张福贵教授提到对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或者中国制度合法性的确认方式问题。因为西方的理论大部分是从程序的角度提出来。除了程序之外还有什么？他提了两点很有道理，这就是历史选择和政绩的合法性。这两个概念都跟人民有关，历史的选择跟人民有关，政绩合法性更跟人民有关，也就是以人民为本的论证方式，实际我们应该考虑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合法性。同时在这里张福贵教授还提到，中国的道路不仅仅是中国的，它具有启示、具有世界意义，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中国道路怎么样能够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一种现代性的模式？

　　三是张福贵教授反对二元对立的理念，却也经常巧妙地使用二元对立的概念，比如他在讨论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及其与全球文明的关系时，经常说到，“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这句话其实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我想可能是这样一种表述，就是最民族的东西中因为具有世界性的因素才能变成世界的。所以，张福贵教授在第三个问题中谈到了中国道路跟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关系，这个关系蕴含着中国道路具有的普遍性。在这方面是特殊跟普遍的关系，他是以辩证的态度或者立场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对世界产生影响，融入世界文明。

　　总之，二位学者谈的都是大叙事，文学学者也都在进入历史、政治的大层面讨论一些问题。最后，我想谈自己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有学者认为，在德皇威廉二世之前，中国在整个西方世界的认识中是非常正面的形象。我在读《马可波罗行纪》的时候发现，中国文明在西方人看来简直非常了不起。于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今天的现代化与历史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到了现代文明之后（中国）突然会变得被别人看成负面了。

　　第二，要思考这个问题就跟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有关。以色列有一位社会学家叫作艾森斯塔德，他提出一个概念就叫“多元的现代性”，他的方法论对我们很有启示。艾森斯塔德认为，现代性是从轴心时代开始的，所以他把人类五大文明作为整体现代性的一个背景。他认为，整个世界文明史里，每一个民族都在不同时段复兴他们自己的民族。如果我没理解错艾森斯塔德理论的话，世界文明的起源是多样的，所以世界现代性的道路一定是多样的。可见，西方学者也不完全都是持西方中心论的，他们对世界文明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

　　第三，我们讲中国道路时不能自说自话，应该考虑全球的话语语境，这样说话才有对象性，不是说给自己听。

　　最后一点，我对汪晖教授和张福贵教授论文的发表有所期待，希望从专业的研究角度给我们带来启示。

第二场研讨 

　　评议人：张福贵（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 

　　应该说，我们这一组发言绝大多数都是从理论的基本问题入手，来透视、思考文化、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核心是中外、古今、自他这几个范畴。

　　第一，大家都知道张江教授应该是当代阐释学、中国阐释学之父。这些年来，中国理论界能对阐释学有热度和深度，与他的倡导和这种学术活动是分不开的。我原以为今天他会按照原来的论文逻辑阐释自己的当代阐释学建构，没想到他从更高的层面，从学科发展、学科理念和方法的角度来展开，最后落脚点是阐释学。张江教授的发言强化了阐释学的学科性、学理性、神圣性，他要把阐释学转变成一种能融会自然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跨学科之间的方法，应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从阐释学、公共阐释到中国阐释学，确实是在建构一个中国学派。这里涉及一个问题，阐释学究竟是一个万能的方法，还是像他自己所讲的是一个自我确证？应该说，自我确证是一个价值观，阐释学如果作为一种工作方法的话，它和自我确证之间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其实每个阐释最终追求的都是话语权，话语权背后是一个价值观确立。说到底，阐释本质上还在追求最大的历史和学理的公约数，这是一个核心观念。

　　第二，南帆的研究领域和现代文学有关，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我看到，南帆从四个理论资源（不同知识体系对接带来的理论扩展、经世致用思想传统的传承、文学语言问题的再认识、叙事文类进入文学视野的中心）来论述现代文学概念的形成，当然他谈的不只是理论，也包括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实践。我觉得，他把理论和文学的功用结合在一起来谈现代文学概念，应该说这在我们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并不太多，他不是单纯从史的角度，而是有一个自己逻辑辨析的过程。

　　南帆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让我们深思的核心话题，那就是审美和娱乐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老话题，如果这个话题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会成为一个颠覆性的话题。时过境迁，南帆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等于是再一次为大众文化权利张目，要确认这种大众文化权利。娱乐和审美在当下不仅是文化意义，也可能包含政治意义，这里可以做另外一种分析。同时也让我们深思：娱乐和审美是否是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有没有差异性，娱乐所构成的审美有没有层次之间的差异，等等，同样是重要的。

　　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令我们思考：当下一些文艺创作所表现出来的泛娱乐化、娱乐至死的倾向，究竟与我们启蒙和救亡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当下大众文化话语确实彰显了，但文化人的思想启蒙任务是否会被这些泛娱乐化的倾向、潮流所相对削弱？我一直认为，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绝不是昂扬向上的时代，总体上看，民族国家叙事是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叙事主体，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历史叙事主题怎样在娱乐化的潮流中不被中断，确实需要我们思考。

　　第三，陈晓明老师着重讨论了文学的文明叙事的可能性，用他自己的分析回答是肯定的。应该说，这个话题带有文学史的性质，又带有文学理念以及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理解问题。20世纪90年代确实像他讲的是文学回归，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回归，这个回归不是单纯中国当代文学的，它是整个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90年代进入回归与传统的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文学的叙事自然也要跟着叙事乡土中国，进行乡土叙事，因为中国社会的乡土属性在90年代基本上还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陈晓明老师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那就是文化样本《白鹿原》。对于这个分析，我非常赞同。《白鹿原》的文化价值取向具有一种标志性，在今天反映出文学在文化叙事、文明叙事过程中的复杂性，要把这部作品真正读透，用张江的话说阐释清楚，有时候会有不可估量的问题。政治、民族这些主题在这种文化叙事过程中都被弱化了，文化上升为一个表面和主体。究竟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文明叙事的真实性和文学现代性的这样一种复杂性？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第四，党圣元老师的发言考验我们的学识和理解能力，这是在本组讨论中唯一一个把几个范畴集中到一个古典文学文论具体问题上的发言。他从纯粹古典文论的传统话题入手，探讨传统文化、传统的现代性的问题，谈体性之分、之辨。这和传统所理解的是一致的，即文质的统一，而且把它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批评结合在一起，来讨论传统文学如何为当代批评提供一种资源。当然，更重要的他强调的是方法。

　　但这里有没有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呢？比如，“体”和“性”究竟是什么关系？“体”立了，“性”自然也就立了，达成同体同性，但是有没有“同体不同性”或“不同体而同性”？这里确实还要做很深的思考。比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古典诗词，有宫体诗，也有边塞诗，这二者之间“体”和“性”是不同构的，差异性是很大的。还有，传统文论进入到现代文论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讨论已久的问题，就是概念、范畴的转换。党圣元也特别谈到它的模糊性，模糊性可能带来含糊性，我们怎么进入这样一个领域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五，外籍学者弗兰克·索拉克谈到的历史教育问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如历史的长短和历史的比较、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缺少逻辑性、不同的历史观，等等。他强调个人史、口述史，特别讲到了汉代军人书信，这是以新疆、甘肃的出土文献为依据的。他对中美历史、教育历史观比较之后，强调历史叙事的个人性和当代性，以及在这样一个历史观下如何进行一种创新，最终他还强调创新意识。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评议人：周宪（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第一，我对张江先生的思想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发言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唯物主义，一个是科学主义。也就是说，他要把阐释学建立在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这里面涉及一些问题，比较复杂，科学精神不等于科学方法，也不等于他举例的用大数据、用试验的方法来开展（人文社会科学、阐释学）研究，科学精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人文科学的科学精神跟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它们采用的具体研究的方式和方法不一样。因为我知道他是有科学背景的，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观点，我就做一点补充。

　　第二，我注意到南帆发言中非常精彩的东西是把文学作为现代性的概念，因为中国文学在古典时代跟今天讲的文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作为现代性的概念，在整个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演进中是怎么演变的，他追溯了很多，又讨论了其他方面，比如，文学所包含的经世致用和娱乐功能的关系等，这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启示。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要关注，即文学研究者视域中的文学和普通民众的文学。实际上，他是在讨论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概念，还有没有专家学者讲的之外的文学呢？他认为，普通民众也有自己的文学，比如他讲的很多话本小说或者是一些民间的俗文学，也是文学。所以这里面就有了两个不同的话语场，一个是大众对文学的理解，一个是知识精英对文学的理解，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

　　第三，陈晓明关于文学叙事和文明叙事之间关系的发言十分有趣，他的最终结论是对中国文明叙事的当代文学最好的作品都是一些乡土文学。当然，乡土文学怎么来概括，是另外一个问题，陈晓明举了很多例子。我提出来一个问题，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学院派的观点，就是你们用文学批评或者叫阐释学的视域阐释了它（乡土文学）是最代表中国文明叙事的。我认为，因为文学需要有受众，从接受史的理论来看，接受史是一个什么情况？可能它的文明叙事并不是如此。文明史存在精英们对文明史的阐释的形态，比如张江先生的阐释学存在无所不在的力量，这是对中国现代文明的一种回应，可能还要有别的视角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四，党圣元先生的“辨体”传统是很重要的。每一种文学要通过文体的方式来确立一种惯例，文体惯例是针对一个场景、一个文化的用途来实现的，确定了惯例，后人就必须按照这个惯例来写，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僵化了，人们就要“辨体”了，这个问题是非常有趣的。我自己研究文学理论，知道西方有很多关于“辨体”的说法，怎么把中国这个理论变成美学问题，所以我给党圣元先生提一个建议，“辨体”传统有没有一种新变，比如说，在今天文学批评中，“辨体”传统有没有生命力？它还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讲体、性等可以再进一步思考。

　　第五，高建平主要是通过中国现代美学系统或者知识体系的确立，来看知识体系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听了以后很受启发。这里面对我比较有启发的是通过中国的美学，从朱光潜到当代这些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典的事例或者说运动来反思。而且他提出来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中国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是脱离苏联体系的，这个观点还是很新鲜的。同时，他对美学本身固有的矛盾，就是美学学科的建立和美学史之间的矛盾也做了自己的分析。最后比较有启发的是后面几条，关于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的几条建议，具体我就不说了。我比较关注他的关于民族性与普世性的这个讨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第六，卜松山先生对美学的讨论和高建平不一样，他从外国视角来看中国文化，所以讲的这个问题跟高建平的视角有一点区别。他的基本判断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讲，中国是没有美学的，他这个话指的是中国传统，中国引进西方现代美学体系也是按照逻辑和体系的方式来建构的。所以他实际上把中国的传统美学看成了中国的批评，如艺术批评或文学批评或者诗学文论等。我觉得，他给我们提供的视角很有趣，就是中国近代是中国美学转变的重要时期。高建平也谈到了这一问题，卜松山谈到王国维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还有蔡元培等。

　　第七，弗兰克·索拉克发言中的一个观点很有趣，也是西方学者在讲中国的时候碰到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即西方学者讲中国永远讲不过中国人，比如讲鲁迅，外国学者比中国人读鲁迅还多吗？这里边反映出一个问题，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策略的，他们走的是非常偏的。我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弗兰克·索拉克先生最后讲的一个问题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们讲的大历史跟小历史，他实际上提出来小历史，比如说，民众对历史的看法，或者小的历史事件怎么来叙事。我刚才说历史是个叙事，其实这几年在中国也有，不是很多，但是中国也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一些影响。

第三场研讨 

　　评议人：徐蓝（首都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谢谢刚才几位先生的发言。我想评议一下两位历史学学者的发言，一位是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党委书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马敏教授；另一位是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我觉得他们两人的发言发人深省。

　　马敏先生的发言以小见大，他其实说了一个很小的事。当然，现在我们觉得不小，在当年就关于“公”的概念及其近代的转型、观念的转型是“小”的，特别体现史学研究提倡的以小见大、深入的、微观的、个案的探讨，但是同时有一个宏观的思维。他从“公”领域的变化看到了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家特别重视社会治理，包括高中教科书都把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方面编进去，国际上也非常重视国际治理。这是我对马敏老师文章一个很深的印象。

　　韩东育先生的发言是宏观的思考，他其实是从三个方面讲了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体系”建设的问题，一个是欧洲中心论，一个是大历史观，一个是新世界观。欧洲中心论不只是我们从事世界史研究从一开始就碰到的问题，在传统的中国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欧洲中心论是我们构建“三大体系”时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比如说，从世界史一开始，那一套话语体系就是西方的，所以前辈学者也跟我们讲，说这个特别不好办，现在形成的世界史话语体系是西方的，20世纪50年代学苏联，而苏联也是学西方的。所以，世界史话语体系如何能够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是一直要做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学界也觉得这不好，所以他们搞了全球史，但全球史里也有好多东西不能排除西方的话语。这非常值得深入思考，而且是需要在实践中来做的。

　　韩东育先生说的大历史观是用一个较长的历史镜头来看，不光是一百年，至少按他讲的，是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里所反映的历史开始。我觉得他更深入地阐释了我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从一个长的历史镜头来看，不仅仅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来看，这特别有启发。新世界观是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新的世界观，我觉得这也很有启发。现在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意识的、史观方面以及国际政治方面的一些思考，都需要做特别深入的研究。韩东育先生提出从新世界观来看问题，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启发的。因为我们都研究这个领域，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今后的研究也给予一种很好的借鉴。

　　评议人：张福贵（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 

　　我认为，周宪提到的这个问题是关于人类未来命运的问题，南帆先生昨天也谈到娱乐化是一个表象，其实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技术主义这种末路狂奔给人类社会，包括给人文社会科学究竟带来的是什么，真的令我们惊心动魄，甚至有点胆战心惊。昨天有的学者谈到用大数据来代替民主选举，无疑是一个很创新的想法，但是无论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架构和体系，它只能是辅助性的。

　　当然，我们也要思考这种注意力危机，是否涉及大众文化权利，包括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喜好。另外，文化的建构和发展、自为和自在的关系究竟怎样再进一步去理解，网络病有没有自愈的可能，因为这种网络暴食以后一定是厌食，网络游戏一波一波过去，几乎是十年一个周期。我们的网络文化包括注意力，有没有被经典化和被选择化的过程？这是我听了周宪发言的一种感受。

　　听了朝戈金先生的发言，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关于口传文化的速成培训的对象，非常感谢您从口传文学史、文化史一直到当下的研究现状，以及中外对比的分析，很了不起。朝戈金先生其实是在人类文化文明史中对口传文化做一个定位，不仅定位，还要张目，要大力张扬它的重要性。这一判断可能来自他自己的学术偏好，有些问题也需要共同探讨。比如说，在当下网络时代、流媒体时代，这种口传文化、口头文学、口头传统有没有被替代或者说被深化、被转化的可能性，例如一些视频都是口语的。现在网络中的一些口语化现象是否就是口传文学的流传？因为现代汉语也好、其他语言也好，都是口头语言的记录，有些语言词汇的流传是不是直接和口传文化文学有关系？就是说，如何辨别它的一种差异性。这是朝戈金先生给我们的一种感受。

　　刘跃进先生这几年处于私人写作和学术写作的双丰收时期，我不断读到刘跃进先生的论著，令人肃然起敬。因为古典文学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不一样，本身面对着被充分经典化之后如何获得突破的问题，这是非常难的。刘跃进先生说，推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体系建设，其实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标志，就中国文学来说是古典文学研究，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学科领域就很容易认清。他认为，这些年来古典文学从文献和方法都有新的突破，文献说到底具有历史性，他认为方法不只是方法，也是理论和观念，这种见解非常有新意。他也提到了目前在古籍整理的高潮期所出现的一些现象，碎片化、冷僻化、地域化、重复化在古典典籍整理中普遍存在，有的注释几乎就是把人家的注释本再变换一下重新出版，很多都是这样。所以，刘跃进提到关于古籍整理的经典化问题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他特别强调古典文学研究如何面对当下，这非常有意义。古典文学好像离现实、离政治比较远，其实不然。人民性的概念贯穿了中国文学史，就是从古典文学中提炼出来的，直到今天还在起着作用。最后他提出古典文学研究如何经典化的问题，还有人类性的问题，它具有一种超越价值，以一种民族情怀和人文情怀体现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认同。这个认同是双向的，不单纯是知识性的，它应该包括一种精神性和价值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体系。

　　最后一位与会代表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话题，我要向高畅先生表示敬意和感谢，他为中非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他提到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中国存在一些所谓“反非”情绪和非洲存在“反华”情绪。对此，高畅先生做了自己的分析，事实上这应该秉持一种双边平等的认识，那就是中国利用非洲的矿产和资源发生在近些年。这是个双边经贸关系，而且中国贷款很多是用物来偿还，甚至有的也不排除用某些地方的租用、管理来偿还，包括高速公路。再比如，好多中国工程雇佣的是当地工人，当地工人甚至要工资一天一结，所以这本身就是双边的。再比如说银行贷款的问题，近些年来媒体非常谨慎地公布这些消息，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中国每年都为非洲最贫穷国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免除大量的债务，我记得一次最多160亿美元，还有为非洲培养留学生，包括中非合作基金，包括中国的很多无息的、低息的长期贷款和赠款，所以这确实是双边的，而且中国的付出确实是比较多的。针对所谓的“反华”和“反非”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做好学术传播工作。

　　我觉得中非合作既要算经济账，也要考虑政治合作和文化交流，我们都是人类文化共同的创造者，我们的命运在整个世界格局，无论经济、文化还是政治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们应该多从这样一些角度去考虑未来的中非交流和合作。我们到埃及去，当地小学生、年轻人都拉住我们拍照合影，这就反映出非洲社会和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同。最后他提到抗疫问题，非洲应被关注，这是个真问题。因为抗疫跟防洪一样是一盘棋。如果一个国家没做好疫情防控和治理，最终会影响整个世界的抗疫成效，所以这个提议确实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