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研讨

　　评议人：周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大家讲得非常丰富，涵盖了很多领域。让我用几分钟来做评论，这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工作，在这首先向大家表示歉意。

　　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杨洁勉教授宏大的视野和对于格局的多视点的阐述，特别在最后提出冷战结束30年了，我们的任务不是说“不是怎么样”，而是要发展到“要怎么样”，我们不仅要向前看，而且要拿出方案来。

　　我从徐勇教授那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对国情的深入分析，往往给人许多启发。通过对国情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一种历史的逻辑、一种理论的逻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靠个体是不够的，必须有其他的力量，中国政府的力量恰恰是改变这种特殊现实的一种主导力量。他还阐述了政府力量的特色，确实是很生动、很鲜活地把故事讲出来了。

　　秦亚青的外交理论，用这么短的时间把“双重转型”和“三重叠加”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放到一个架构里，我觉得实在是很高难的，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把中国的视角放进去，让我想到了古人说的“你是谁不重要，你和谁联系是重要的”，这是一个传统的理论界没有观察到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原来看的都是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个体，他们中间的联系是什么，这个联系跟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亚青做了一个理论阐述，非常感谢。

　　杨光斌教授谈到概念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本源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在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往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回到本源，然后会豁然开朗。因此，追根溯源这件事情看似平平淡淡，实际上却是柳暗花明，会使我们发现很多新的真知，比如说我们习惯于中国的政治史，但你要回到某一种政治概念原发的地方，又会发现另外一条路也走得通，比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那样一种逻辑可能也走得通，所以相当有贡献。

　　吴志成非常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的和平外交、人民共同体，刚才张宇燕也讲了。

　　郑永年能够把两万多字的论文简洁清晰地概括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相当不易。

　　最后占用一两分钟时间给我的老朋友郁白。我跟郁白大使认识几十年了，他是一位学者型的外交官，对中国的历史有深切的发自内心的热爱。最近这段时间，也有很多的frustration（懊恼），我觉得这种懊恼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世界变化得太快了。因为变化快，所以我们很多历史知识和理论知识，都跟不上这个时代性变化。如果我们还用过去的观念来分析现在的世界，肯定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于是懊恼就产生了。刚才张宇燕澄清了一个认识问题，就是对于殖民的理解有不准确的地方。其实史学家早有定论，那就是flags follow gunboats，是用坚船利炮为土地占领开道，如果没有这两个要素，不能叫作殖民。中外之间有些相同的语言讲述不同的事情，也有同类的现象用的是不同的语言，比如中国的是“同化”，在欧洲用的是“一体化”或“融合”。对这种相互接近并融合的过程进行仔细的分析，会发现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犹太人在中国，就是一种自觉自愿的同化。你再看中东欧向西欧的回归，也是一种自觉自愿，不过这种自愿不是没有代价的。例如1994年，西欧就给要求加入欧盟的东欧提出了非常严苛的条件。要决定在一起生活，那就要有代价，有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最主要的东西保存下来。我们正好生活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和外部世界实际上是走得越来越近，但是在学术上，在语言上，我们的很多思想、观念、概念仍然停留在过去，没有进步。所以相比较现实而言，我们之间的鸿沟就显得越来越宽。今天的时间确实不够，我很愿意找个时间再跟郁白大使坐下来，好好地把我们之间不同的观点对对标，然后找一找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对于历史和文化真正的尊重，及平和、坦率、公开的讨论会是非常有用的。

第二场研讨

　　评议人：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

　　我们这一场有八位发言人，均为声名显赫的专家，贡献了诸多真知灼见。特别是第一次和国际问题学者一起开会让人大开眼界，让我这个走在乡间田埂上的乡村学者作评议有点力不从心。由于时间的关系，同时今天开一天的会议也较为辛苦，我就不一一评论，如果评论不当反而底气不足。

　　此次论坛是一个标识，我们主动设置了首届会议的议题，所谓“出题者为上”，出题的人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近代以来，中国进入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在相当长时间中国只是学生，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围绕外国人的议题进行讨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我们开始主动地设置议题，吸引国际学术界来关注、交流和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学术的表达，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已形成一整套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规制着人类精神生产的轨道。我们看到，中国有了史诗般的伟大实践，但亟须对中国实践、中国经验进行学理表达，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当中提炼概括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理论。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要注意到政治表达和学理表达的联系和区别。如果是政治表达，可能我们更多是各谈各话、各说各话，如果放到学理表达的基础上，我们就会比较容易获得共识，但这亟须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如今天我们在会上所看到的，关于欧盟代表对于同一概念的界定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这说明我们需要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确实要有一个学理化的过程，产生一个大家达成共识的定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进行讨论，可能更容易获得一些新的知识增长。

　　可见，目前需要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因为人们有时候不会听、不愿意听，我们如何让人们愿意听、会听、能听、听得进去，仍然需要假以时日。这次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就谈这点感想，谢谢！

第三场研讨

　　评议人：秦亚青（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外交学院原院长）

　　大家发言中表现出最多的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多元多样的世界。

　　周弘教授提到援助的三个“多”：多元化的援助模式，多元主体，多元驱动力；吴白乙提到文明的多元性，大国发展道路的多元路径；李新烽谈到中国延安的脱贫，与非洲做了比较，也谈到了这种发展模式和西方发展模式的不同。所以说，这种多元多样的世界就是现在的现实，多元多样必然表现为差异的存在。

　　差异到底导向什么？文明冲突论提出差异导向冲突，这种唯一的排他性观念，将文明差异视为文明冲突的原因。中国文化则认为，不同的声音才会协调起来，奏出美丽的乐章，差异从根本上是互补的、是融合的、是合作的，只有存在差异，融合和谐才成立。当然，互补、融合、合作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整个人类社会去发挥能动性，相向而行，推动差异向着互补融合发展。

　　周弘谈到援助的最大公约数，我觉得这个提法非常好。援助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但是这些援助有没有可以发现的最大公约数？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方式可能不同，但是我们有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导致合作的基础。吴白乙谈到文明，最后走向融合，人类有竞争，可能有冲突，但最终是要走向融合，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包含着人类共同价值取向，我们现在把人类共同价值这个重要概念提出来了。黄仁伟谈了中美十大差异，但是中美仍有可能建立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合作共治的新型大国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这两个国家的必然选择。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的发言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她谈到了世界不同的文明，谈到了中国，把中国的哲人和西方的哲人并列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伟人的思想代表的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价值。文明对话能够真正产生一种世界性的文明价值，从席勒的《欢乐颂》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在具有重大差异的世界上，冲突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发挥积极的作用，推动世界走向和平？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伟大的理念，需要伟大的行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实践问题。

　　中国的学术话语怎么能够真正打破现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成为人类共同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世界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中国的知识，中国生产的知识，中国再生产的知识，要成为这个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被置于边缘，甚至排斥在外。这是我们中国学界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并且不能光说我们需要这样，而是真正把它变为一种现实行动，为人类共同知识作出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