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为我们提供了以意识形态为突破口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近50年来，历届美国政要人物都强调：“实现和平演变的前提是军事威胁”（尼克松）；“威慑是我们防务的核心”（老布什）；克林顿则积极推行“接触加遏制”的和平演变战略。但他们同时又认为“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搞攻心战”，要将70％的力气用于攻心战。他们所谓的攻心战，主要是开展思想理论攻势，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而这种思想文化渗透的目标，主要是集中在妄图摧毁共产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上，瓦解人们对它的信仰。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修正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而这种轨迹正是适应了西方敌对势力以“攻心为上”的战略需要。赫鲁晓夫借口时代的变化，在反对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修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已变为“全民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已发展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同时极力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号。随着反斯大林浪潮的推开，这种错误思潮迅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散布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受苏共二十大影响的一代人开始步入苏联领导层，发挥了“二十大的产儿”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在回答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竟然公开地说，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不止一次地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就是这样一个异己分子，当上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对此供认不讳，他写道：“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丢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称自己为‘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否定社会主义历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方面，同赫鲁晓夫一脉相承，完全接轨了。戈尔巴乔夫为改制而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那一套东西，而且更加自觉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种演变，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以辛辣讽刺的手法，认为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一直以一种历史脱衣舞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否定（或者是脱掉）他们过去的理论外衣。”正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套主张和做法，使苏共在二十八大召开时就已经陷入了四分五裂、危机四伏的境地。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鼓吹民主化、公开性时，还不时打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他的遮羞布，那么到了二十八大就不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要求人们摆脱对它的“教条主义的解释”，提出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主张，并宣布抛弃“意识形态垄断主义”，把所谓“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并列作为苏共纲领性目标的基础。戈尔巴乔夫等不但在舆论上、政治上把苏共推上了绝路，而且还违背苏联人民的意志，把解散苏联的错误做法强加给苏联人民，最终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殷鉴不远”，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鉴戒的。

　　同样，在新的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下，逆向发展的要求也在我们党内外存在着。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儒化中国和普世价值等等，虽然他们主张各异，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他们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动摇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摧毁近代中国所苦苦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陷国家于万劫不复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