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院派不同，我顽固地认为，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没有其他方面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查得率是一个很低级的要求，但是符合了最广大读者的需求。”

　　提到陆谷孙教授，就连复旦第九宿舍的小区保安单师傅也知道他在编一本词典，“老人家真的不容易，年纪这么大还在操劳，身体也不是太好。”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临近结束，陆教授频繁地掏出纸巾，捂着嘴一阵阵咳嗽。“我现在的感觉是如履薄冰，不知道为什么，自信心越来越稀缺，可能跟年龄也有关系。”《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出版的日子越来越近，这位从不忌惮英语的主编不时也有焦虑，但更多的是苦尽甘来的期待，“一直在黑暗隧道里爬行的编者们即将看到洞口的光亮。”

　　文汇报：听说您编词典时常会陷入“走火入魔”的状态。

　　陆谷孙：去年此时生了一场病，被送进重症监护室，4月份出院，5月份又改起了《中华汉英大词典》的校样。看到纸上密密麻麻的修改标记，整个人都像在跟所剩无多的时间（borrowedtime）赛跑。我的名言是 “Secret of success is indifferencetosuccess”（成功的秘诀就是不在乎成功）。过去编《英汉大词典》的时候就盼着赶快弄出来，每天看完12页校样成了强迫症。谁会妄想成功？白天在社科院上完班，由交通车送回复旦，这时脑子已经不好使了。进了家门，先灌上几口白兰地，滑润一下紧绷的神经继续看校样。等到阿姨做好饭，胃口也没了，需要芥末来刺激自己。咖啡、香烟也是如影随形，苦是苦了点，但总算把词典的校样全部看过一遍。现在不行了，只能采取“撒胡椒”的方法，因为没有足够的精力去通读整本词典。

　　文汇报：完成《英汉大词典》已属不易，再编《中华汉英大词典》算是自讨苦吃了吧？

　　陆谷孙：1991年，我通过谢希德校长介绍，认识了香港著名人士安子介。见面时，他就跟我讲，梁实秋、林语堂编完了英汉字典又去编汉英词典，你也应该这样做。这番话勾起了我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当时《英汉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我觉得时机也挺合适。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与我的国外见闻有关。上世纪80年代，初出国门的我在英国、美国、加拿大逛华文书店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外汉字典的销售情况并不好，而有意购买汉外字典的外国人倒不少。但是书架上的汉外字典要么种类稀少，要么内容过时（“文革”后期），让许多顾客无从选择。我想让这本《中华汉英大词典》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与文化，比如“万福”跟“叩头”有什么不同，“清明”为什么又叫“百六”（冬至后106天）。除了读音和字义，还要让他们了解一点汉字的形训，比如宝贝的“宝”，屋顶下面有玉，这是简体字，而过去的繁体字“寶”就更复杂了——屋里有缸，缸里藏着玉和钱。

　　文汇报：如此说来，《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目标受众主要是外国人。

　　陆谷孙：至少在我的潜意识里，说起汉英词典，首先想到的是外国人，早期不是有传教士把华英字典叫作《西儒耳目资》吗？当然，我们同时也考虑到年轻一辈的中国读者，就算他们不认识古字、古词，还有一些舶来专业术语，但是通过汉语词条所对应的英语解释，说不定还能有助于对本族语的认知。名言、熟语、谚语、歇后语等等，可以用来补一补传统中华文化方面的缺陷。理想的设计是，《中华汉英大词典》可能也应该派生不同的用途，一本在手就能解决多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