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亚洲经济增长率约为9%，目前已降到不足6.5%。从2011年开始，亚洲新兴经济体普遍陷入“外冷内热”的两难困境，亚洲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终结，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除了全球经济增速放慢，亚洲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终结还有自身的原因。第一，信贷驱动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多年来，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驱动力是大规模的信贷投入，创造单位GDP所需的信贷规模（即信贷密集度指标）不断上升。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一指标加速上升。第二，与信贷驱动相关的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与加息预期。尽管美联储对年内是否加息还在犹豫不决，但这一趋势不会改变。这可能对亚洲经济带来双重冲击：一是融资成本上升；二是资本流出加剧。根据相关国际金融机构的追踪分析，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包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出现资本外流趋势，外汇储备出现了自1995年以来的首次减少。第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新兴经济体并没有对自身经济结构及时进行调整，而是普遍采取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致使政府与企业债务负担加速上升。

　　尽管亚洲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终结，但仍然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言，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趋势。与以往世界经济周期性下降不同的是，这一次亚洲经济将不再是个例外。不过，与发达国家及其他地区的新兴经济体相比，亚洲经济增长率仍然是最高的，预计总体将继续维持在6%以上。虽然面临融资成本上升和债务负担加重的压力，但亚洲多数经济体的财政状况与外汇储备处在安全区间，这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状况完全不同。再考虑到亚洲新兴经济体大都是石油进口国（地区），将会从低油价中获益，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为了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亚洲国家普遍认识到推动结构转型、改革原有经济运行模式势在必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改革大都步入实质性阶段。在印度，莫迪执政后，新一轮改革涉及一系列经济领域，如外资进入优惠政策、改革土地征用法规、放宽劳工法对企业雇佣和解聘工人的严格限制、降低企业税负、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机制等。在印尼，佐科上任后提出世界海洋轴心战略，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规划，包括扩大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在马来西亚，纳吉布政府计划于2015年以降低燃油补贴为突破口，改革多年来财政纪律混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局面。越南以改革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为优先任务，深入推进革新开放。即便是处于政治转型期的泰国和缅甸，也在加快经济改革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