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智慧与文明凝结在浩若烟海的书籍文献中，面对如此庞大的信息，搭乘大数据研究的顺风车，人类的研究会走得更远一些吗？（资料照片）

　　艾略兹·埃顿与让-巴蒂斯特·米歇尔，可以说是两位科学家而不是人文学者，他们的“特殊身份”是一种讯号。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前国际数字人文研究的现状以及所面临的困境。数字人文研究，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跨学科、多学科的集体合作研究。人文学者有本领域的专业所长、知识储备、理论手段和问题意识，但在技术上显然必须依靠计算机领域专家的协助和支持；但仅单一凭借技术手段展开的研究，充其量也只是在方法和技术上有所创新的“大数据分析”。

　　复旦大学历史系正在进行的“数字史学研究项目”，也源于一种忧思——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历史学的未来该往何处走？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包括专业历史学家应当在数字史学实践中承担的作用和角色，以及他们与非专业历史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正如周兵所期望:“我们几时能有跨学科的数字史学实验室。”

　　中国建立起数字人文研究的条件成熟了吗？

　　首先，做“大数据分析”需要一个强劲的数据库支持，国内现有各类学术资源库的建设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资源建设需要进一步提升并统一技术标准。在资源库文本的开放共享、资源库文本的可搜索功能、不同数据库之间的交叉等功能上还有待探索与增强，需要打破数据库提供商之间的商业垄断，使其成为一种公开免费的网络开放资源。在技术手段上，中国在互联网、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水平也完全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可以尝试在独立的中文环境中开发“中文版”的数字人文实践项目。专家对“技术爆炸”所带来的可能也同样视作一种发展红利。

　　艾略兹·埃顿与让-巴蒂斯特·米歇尔展示的《可视化未来》，依托的是谷歌图书的海量电子书数据库，谷歌图书项目至今已耕耘超过十年。作为一家商业公司，谷歌自觉加入到人文科学研究领域，自然有其商业意图，但同时它的目光也是敏锐的，动作更是“前卫”的。而谷歌在其主要投资和业务领域的商业成功，也完全可以支撑其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公益性投入。如今，已有中国BAT巨头将触角伸向了民生与文化各个领域，对学术的支持力度尚未有清晰勾勒。中国人文学科的“可视化未来”或许还需要多个学界的有识之士共同打破藩篱，突破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