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不久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教授做客“人文清华”讲坛,为大家剖析了关于幸福的常见误区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心理危机。杏仁核是我们人类负面信息加工的中心,我们发现,人在不开心、焦虑、恐惧时,杏仁核会充血,产生很多不愉快的情绪,所以人感到幸福时绝对没有杏仁核的过分活动。意义是我们大脑前额叶的产物,是智慧和理性创造出来的感受,仿佛真理已经揭开帷幕让你看得清清楚楚,有一种全身温暖的感觉,特别容易受到感动,这是一种可以体会得到、同时也可以测得出来的心理活动。不过,在人际关系中,在家庭生活中,在普通的日常事务中,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老太太也能感受幸福,因为她能从传宗接代的过程里、儿孙绕膝的生活中发现自己生活的意义。
关键词:生活;大脑;社会心理;中国人;情绪;前额;体验;联合国大会;产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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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教授做客“人文清华”讲坛,为大家剖析了关于幸福的常见误区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心理危机。他指出,“幸福不是虚幻的概念,也不是简单的满足,幸福其实是一种有意义的快乐。”
■演讲 彭凯平
整理 解放日报记者 徐蓓
是什么让我们幸福感偏低
2012年第66届联合国大会宣布,人类21世纪面临的最大生存挑战,不是污染、战争,也不是瘟疫,而是我们的幸福感偏低,这是人类21世纪特别重要的话题。
因此,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每年的这一天,联大都会公布一份世界幸福报告。今年3月20日,世界幸福报告也发布了。这份报告显示,我们中国人的幸福排名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仅列第79位,这个数字和我们的期望有巨大落差,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排名不尽如人意呢?
根据报告,一些硬指标我们中国人做得很不错,中国经济总量全世界排名第二位;此外,和全世界人民相比,中国人民在生活自由度方面毫不逊色,中国人的工作和婚姻自由度水平都是很高的。那么,是什么拖了后腿呢?是社会心理指标偏低。
社会心理指标又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社会公益水平偏低。为什么要把慈善作为幸福测量的一个指标呢?因为大量的统计研究发现,人开心的时候容易做慈善、容易做好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相关变量。
中国人做公益的人数和比例明显是偏低的。这其中可能有文化的原因,比如我们提倡做好事不留名,所以很多人愿意助人为乐,只是不说。此外,中国富豪的捐赠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
第二,社会信任度偏低。
我们曾经进行过一项13种语言正面和负面表达的研究,结果发现,在过去200年间,中文的负面表达在全世界是最明显的。中国有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你讲负面的话,大家都觉得有道理;而如果你讲正面的话,大家都说你在“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心理问题,我们负能量的表达确实比较多一些。
社会信任度偏低,同时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心理障碍,即敌意归因。敌意归因比较常见的表现是阴谋论。在美国,阴谋论往往是少数人,一些不得志的、边缘化的人在胡编乱造,但是在中国,阴谋论往往可以进到主流媒体中来,甚至得到很多人的欣赏。
第三,主观幸福感不足。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询问中国老百姓“你幸福吗”,得到的回答千奇百怪。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太知道幸福是什么。此外,中国人工作通常是为了前途、为了养家糊口,所以我们从工作中得到幸福的比例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