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最令中华民族纠结的问题,莫过于文化选择。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某些知识精英对本国文化的信心彻底崩溃,“全盘西化”似乎成为不二之选。世事沧桑,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对文化传统进行再认识。中华文化存在的价值,不是为证明西方文化的唯一正确再增加一个新的例证。中国学者理应深入发掘本国文化的核心意蕴,与国际学术界平等交流,并为未来世界发展提供借鉴。

　　中华文化的三个核心意蕴

　　一是以“德”为灵魂。

　　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不同文明的内涵与气象各有千秋。中华文明最基本的特点是以“德”作为价值核心,其起点是在殷周之际。武王伐纣之后,周人反思夏、商亡国的教训,两朝都曾经秉受天命,并且享有不短的国祚,可惜“惟不敬厥德”,对道德没有敬意,极度腐败,“故天降丧于殷”,“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上天将丧亡降给殷,不是上天暴虐,而是商民自己招致的罪辜。周公要求周人体谅小民“稼穑之艰难”,像文王那样,“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周公还引“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古语,要求周人时刻关注民情民意,以之作为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镜鉴。在周人行将迁都于洛之际,周公告诫成王“不可不敬德”。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中国由此走上了以人为本、以道德为灵魂的“民本主义”道路。

　　孔子继承周公以来的德治思想,笃信只有道德才能赢得长治久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主张君子要为社会树立道德表率,以此教化民众:“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以道德服人之说,影响最为深远,历代学者多奉为圭臬。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他认为,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高城、深池、坚兵、利器、积粟、储米,也不是封疆、险固,而是人心的向背。这段脍炙人口的名言,高扬道德理性,经过千百年的传诵,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

　　二是以“士”为人格楷模。

　　孔子最早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命题,并将“士”作为人格典范来塑造,希冀全社会以此为楷模,修身进德,实现人生的道德价值。

　　先秦时代,贵族阶层的基本构成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士处于贵族阶层的最下层,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学识丰富,故人称“闻一知十为士”,“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他们求学的重心在“道德”,所以古人每每以此来定义他们:“守道者谓之士”,“士,蹈道者”,“士,讲学道艺者”,“士,谓进士有德行者”,“士,有道德之称”,“士者,有德之称”。社会各界都将士作为道德楷模来追慕。

　　周人崇信“天道”,视其为天之正道、宇宙公理。天道在人类社会的投影,即“君子之道”,是人生的正道。士追求“道”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最高目标。生命诚可贵,但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寿夭长短,而在于是否得“道”,即是否获得真理。孔子说:“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他们不惜以生命捍卫自己毕生追求的道德理想,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此后,每当民族危急存亡之时,“杀身成仁”都成为万千志士慷慨献身的精神动力。

　　士以近乎严酷的要求修身进德,“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们有很强的道德自律意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更是中国尽人皆知的存问反省的格言。

　　士“无恒产而有恒心”,“行己有耻”,“居仁由义”,身体力行,宽宏强毅,以毕生的精力践行自己的学问,《论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他们无论仕与不仕,周身都充盈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孔子、孟子、荀子等所论之“士”,绝非实有其人,而是为引导人们修身进德而构拟的道德形象,并赋予其种种人格内涵。受此激励,历代社会都有大批品格高尚的士出现,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这是中华文化非常独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