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前，围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刚刚起步，尚有若干问题有待厘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有赖于中美在各个领域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和实践。在当代中美关系中，已经出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某些因素，在中美共同利益的推动下，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现实可能性。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中国应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运用到处理与发展其他大国关系中去，并通过与其他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关 键 词：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伙伴关系；共同利益

　　作者简介：赵晓春，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日本问题、国际关系。主要著作：《发达国家外交决策制度》、《日本皇室》等。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2月访美期间针对发展中美关系首次提出的。一年来，这一战略提议在实践层面得到了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美国政要的重视与积极回应，逐渐成为中美新领导层对于发展两国关系的战略共识。2013年6月7日和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围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条主线，就事关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这样一次堪称战略性、历史性的会晤再一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聚焦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问题上。在当前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意义深刻，前无古人，任重而道远，需要缜密的战略谋划与正确理论的支撑和指导。目前，国内学术界正在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命题展开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本文仅就这一战略命题中有待厘清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中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之间的关系

　　2011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美致力于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美两国应建立“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中美两国确认中美致力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仅仅一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又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是否可以相互替代?如果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则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议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二者之间不能相互替代，那么，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在推进中美关系的进程中，二者分别承载着中美两国什么样的诉求，又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显然，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加以厘清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搞不清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会流于空谈，就会妨碍我们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目标明确地推进中美关系，也不利于中美两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达成共识。

　　迄今为止，关于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尚未见到中美两国官方的解释，学术界也未见对于这一问题的专门探讨。本文试从二者提出的背景、出发点和具体内涵入手，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分析。

　　2011年1月，中美两国确认“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与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历届领导人寻求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一脉相承的，其共同的特点是这种新定位的形成通常是以中美两国关系发生危机或陷入低谷为背景，是以改善此前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为出发点的。1997年，中美确认“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其重要的背景是，1996年，中美关系因台海危机而陷入9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1997年上半年，中美之间围绕人权、贸易、军售、香港、政治捐款等问题的矛盾又集中爆发；2001年10月，中美两国确认致力于全面推进“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一中美关系新定位的背景是，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否认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因人权、美对台军售及公然扬言要“协防台湾”、“南海撞机事件”等问题再次滑入谷底，以及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两国一度就两国关系作出了“积极、合作、全面”、“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定位，随后中美关系又因奥巴马会见达赖、美国对台军售、美韩黄海军演、中美贸易与汇率争端、伊朗核问题、谷歌事件，而在2010年陷入低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中美再次对两国关系作出了“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

　　与上述中美两国为防止中美关系恶化而对中美关系不断重新定位不同，中国领导人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是在更加宏大的国际背景下提出的。包括美国在内的两国领导人均深刻意识到，随着近十年来中国的加速崛起，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美关系已演变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提出这一战略构想的出发点，就是要“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①用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话说，就是要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是以“新答案”解决“老问题”。②

　　此外，从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看，也存在不同。胡锦涛2011年1月访美期间就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提出的构想是：第一，发展求同存异、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第二，深化全面合作、互利双赢的经济关系；第三，开展共同应对挑战的全球伙伴合作；第四，推进人民广泛参与的中美友好事业；第五，建立深入沟通、坦诚对话的高层交往模式。③而2012年中方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提出的建议是，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④

　　将以上几个方面加以比较，可以看到，虽然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都是以推进中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的，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首先，从提出的背景和目的看，前者往往具有对前一时期出现问题的中美关系纠偏，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规划发展方向的特点；而后者则是基于近代以来大国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经验，从如何避免中美两国伴随着“权力转移”由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角度提出的。

　　其次，从提出的内容看，前者更侧重于从中美关系的现实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中美两国之间合作的重点领域和未来一段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而后者则侧重于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围绕解决中美之间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中美在处理彼此之间关系时应当遵守的准则与规范。

　　最后，从发挥作用的角度看，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围绕两国“伙伴关系”的定位调整频繁。它一方面反映了中美两国竞争合作关系的复杂多变，另一方面反映了这种伙伴关系所形成的定位与框架在规范与指导两国关系上的局限。而中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弥补这种不足而做的努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能否这样理解：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定位和功能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在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即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因其具有因问题领域的转换、领导人的更迭而灵活调整的特征，可以从广泛的领域以及解决中美面临的问题入手，渐近、累积地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反之，不同于传统大国对抗关系或冷战关系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将有助于从战略上摒弃中美之间存在的“零和思维”和“冷战思维”，为中美之间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保障。当然，由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刚刚起步，以上这种解释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否成立还难以定论，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索。特别是当前中国与其他大国普遍建立“伙伴关系”的情况下，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中美关系，而且对于中国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