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11 月底，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举行了首届“淮海大国关系论坛”，与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大国关系： 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挑战与合作”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

　　一、国际体系的转型及其意义

　　挪威和平研究所奥拉·图南德( Ola Tunander) 认为有五点因素导致了新的地缘政治变迁。第一，2008 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使得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西方大国的经济发展遭受打击，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则迅速崛起。第二，由于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美国这一传统霸权国的实力相对下降。第三，阿拉伯地区接连发生剧变，从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国的政权更迭，到目前叙利亚的内战，标志着北非和中东地区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第四，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主导地位陷入困境，突出体现为“斯诺登事件”后欧盟各国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监听行为的普遍抗议。第五，亚太关系趋于紧张，中国与日本等周边国家政治摩擦和领土争端不断。

　　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认为国际体系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中国成为这一进程最坚定的支持者。第二，全球公共物品供需之间出现巨大落差，导致目前全球治理的失灵。中国如果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必然要为构建国际制度和推动国际合作提供相应的公共物品。第三，当前的多极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多极意味着地区战争，而中国则强调多极体系下的差异与合作。第四，国际价值和知识体系出现危机，西方国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方面的知识缺乏解释世界现实问题的能力，也赶不上当前的知识和实践。第五，当前国家类型不再按照民主与否划分，而按照国家是否良性和孤立划分。

　　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宝慧( 音) 从国际关系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认为单极结构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而多极体系则是不稳定的。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单极结构面临挑战，无政府主义和结构性变动使得国际体系日益不稳定，中美、中日正形成日益明显的战略竞争关系。他还认为，中国事实上得益于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可以在不需要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下，在既定体系内迅速成长。然而，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亚太地区出现了权力失衡，中美、中日之间也出现潜在的军事冲突可能性，在此背景下，美国也越来越需要联合日本制衡中国。

　　捷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彼得·德鲁拉克( Peter Drulak) 教授认为，未来的全球秩序只能是多边的。相对于多极体系和霸权体系而言，多边主义有着显著的优势。尽管多边主义很难达成共享的规则、制度和决策程序，但执行力要强得多，且还包容非国家行为主体。多边主义的成功实践需要相应的领导者，帮助国际社会组织集体议程、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成本负担。然而领导者需要大多数国家和行为主体的支持，更需要软硬实力的支持。全球领导权的成功构建不可能单独依靠美国、欧盟或者中国，只存在大西洋、亚太或者欧亚三种可能性。另外，未来的全球领导权不可能是僵硬的，而只能是灵活变化、相互包容且不断演化的。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与会专家认为，无论美国的霸权地位如何演变，也无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如何实施，中美战略互信是新型大国关系决定性的基础和前提，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外交。

　　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不仅在于“新型”，更在于“大国”。然而现实情况是，美国将中国视为经济和贸易大国，却未在政治和战略上将中国视为大国，因此目前的中美关系既不是新型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间关系。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也认为中国和真正的大国之间还有很大距离，因为大国首先要勇于承担国际责任和积极提供公共物品，其次还要敢于接受批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必须要做到政治互信、经济互惠和文化互鉴。

　　在构建新兴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和基本路径上，时殷弘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就是大国和平崛起。中国必须经过耐心说服和战略引导，考虑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妥协，在一个阶段性历史时刻之后实现最终和平解决，尽管这可能需要四、五十年时间。时殷弘强调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必须重视周边外交。中国需要在周边拥有大量的朋友、战略中立国和严格意义上的战略伙伴，需要不断减少战略竞争对手或者美国战略代理人，并且通过周边外交的不断努力赢取美国的战略妥协。

　　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莫汉·马利克( Mohan Malik) 教授认为，中国实现复兴和统一，本身就意味着要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中应避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陷阱。另外，中国主导权的实现不仅意味着综合国力的提升，还意味着建设积极性的软实力，譬如人权。更重要的是，大国崛起也必须得到中小国家的认同。

　　复旦大学教授任晓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正成为崭新的外交关系概念，并在处理对美关系中逐步形成。作为对21 世纪国际形势基本趋势的反应，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零和游戏不再是主流。旧式大国关系强调力量分布，而新型大国关系强调战略和意图，这意味新型大国关系将挑战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新型大国关系也同时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支撑： 第一，主要大国都有核武器或者核保护伞，不可能轻易发动战争； 第二，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冷战时期泾渭分明的界限； 第三，经济全球化持续加深，国家利益持续交织，只有通过解决全球性问题才能赢取合法性； 第四，主要大国关系需要紧密的经济合作、高水平的相互依赖等等。

　　中国社科院陶文钊研究员认为，中美的确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从2005 年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到2009 年美国提出“战略再确保”，实际上都是要解决中美双方的战略互信问题。今后，中美间的沟通有助于信任的建立，频繁的军事交流对提升战略互信也有显著作用。美国学者格雷戈里·穆尔( Gregory Moore) 认为，中美战略互信受到国际结构变化的影响，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影响了美国对中国意图的判断。同样，中美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也阻碍了两国间战略互信的建立。

　　俄罗斯学者维克多·萨姆斯基( Victor Sumsky) 认为，目前的现状有利于中国崛起。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反，他认为最想改变现状的是美国，因为中国持续进步将逐步削弱美国的霸权。由于美国正在失去一些现有利益，因此中美战略互信当前还不太可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也言之尚早。他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中美两国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走向共治。其他国家如俄罗斯等并不会接受，这种共治的前景长期来看也不可持续。尽管中美互动重要，但全球性问题解决并不都取决于中美两国。因此，我们应更多地从三边关系角度解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譬如NATO、俄罗斯、伊朗、朝鲜等与中美的互动。

　　上海社科院刘鸣研究员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涵义丰富，有着不同的解读思路和方法，而这个新概念又和中美各自的内政、经济发展状况相交织。尽管中国的确存在各方面问题，譬如战略规划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若干重要挑战，但国际体系也确实未为中国和平崛起作好准备，包括心理和物质上的调适。周边外交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依托，然而近期中日、中菲之间的诸多事态表明，当今东亚安全秩序正面临诸多困难，而这种困难的疏解需要决策者的战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