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联盟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一种国家间关系，对其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有助于学者们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运用于具体的国际关系研究。围绕着联盟的起源这一主题，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在最近的十多年来，这一主题的研究又与单极体系内的联盟现实相结合，提出和分析了如下方面的核心问题：联盟需要什么样的共同利益基础；制衡性的联盟为何没有出现；国际结构如何塑造大国的联盟选择；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联盟的形成以及联盟起源的其他根源有哪些。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这些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总的来看，现实主义范式的研究占据了主流地位，系统性的理论创新不够，并没有提出解释联盟起源的新的核心概念，即如果把联盟界定为一种明确、稳定的战略关系，而非仅仅是针对安全威胁的军事同盟的话，仅有结构现实主义和威胁平衡理论是不够的；联盟起源的理论研究仍然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建构一种更加普遍的、有强大解释力的利益关系概念，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国家的联盟选择战略，将会有助于更加具体深入地了解联盟的起源。

　　【关 键 词】联盟的起源/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论进展

　　导论

　　一般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性问题——也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体系层次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致力于发现塑造国际体系稳定性的要素，并将它们概念化为国际结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等理论概念。但是，国际关系研究并不仅仅研究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它们不仅要解释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也需要在更具普遍意义的层面解释国家间关系的种种结果，诸如核威慑的成功或者失败、自由贸易进程的全球扩展、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峰会为什么达不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等等。在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国家间关系现象中，联盟问题、联盟关系受到了集中的关注，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联盟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特征”或者将其作为“政治单元之间关系的一种普遍的构成要素”。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际关系学者对于联盟的概念本身赋予了极端的重要性——从较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联盟意味着国家之间某种明确、稳定的战略关系的确立。②虽然这些国家未必明确宣布其联盟所针对的特定国家是谁，但在确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③这一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时，联盟的决定表明至少已经确定了“谁是我们的朋友”。用研究联盟问题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的话来说，联盟是一种正式的国家间联合行为，旨在维持成员国的安全、扩大成员国的权势，针对特定的国家，但联盟并不意味着在条约中明确所针对的特定国家以及明确军事义务。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联盟概念并不仅仅限定在军事联盟的范围。通过建立明确的战略联合关系，国家不仅在安全事务而且在更加全面的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能够拥有坚定的支持者。

　　既然联盟是国家间明确、稳定的战略关系，那么它就构成了国家间关系中一个十分重要、集中的研究主题。通过把国际关系理论运用于联盟问题的领域，我们可以发展出某些更为具体的中层理论。当然，在这里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区别联盟问题研究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将联盟作为国际关系现象的一种，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运作和瓦解；第二种则是从国家对外政策的角度出发，研究不同国家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如何管理自己所在的联盟以及什么情况下选择退出现有的联盟。第一种对联盟问题的研究属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因为某个联盟的产生、运作和瓦解都不仅仅依赖于某一个成员国；而第二种对联盟问题的研究则属于外交政策研究的范畴，因为不同国家的联盟战略虽然受到国际体系的强大影响，但至少从形式上来看它最终是一个国内的决策选择。现有关于联盟问题的研究绝大多数都属于第一种，即国际关系的研究，而对于联盟战略的研究更多属于具体案例的分析，并将其置于外交政策分析的大框架下。本文将着眼于总结最近一段时间——具体地说，2000年以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联盟起源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相比联盟的运作和瓦解来说，联盟起源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受到更多的关注，相应的理论研究也最为成熟。

　　在“新进展”的界定标准方面，本文并不仅仅是按照时间来画线的。虽然关注的是2000年以后的研究，但本文所选择的文献必须是在联盟起源的问题上提出了某种新的观点，或者是发展了原有的理论观点。在联盟起源的问题上，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制衡性联盟和追随性联盟角度出发的，前者是制衡威胁，而后者是谋取利益。那么，在最近的十多年间，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联盟问题的研究都在关注哪些问题，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事实上，自从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威胁平衡理论和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利益平衡理论以来，国际关系学界的理性主义学派——包括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于联盟起源问题并没有革命性的理论创新。⑤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本文并不试图逐一考察各理论学派对于联盟问题有什么新的进展，而是围绕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联盟起源研究中所涉及的一系列的焦点问题进行总结，这样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有关联盟起源问题的争论重点。具体来说，笔者将从以下五个方面的焦点问题进行总结：联盟需要什么样的共同利益基础；制衡性的联盟为何没有出现；国际结构如何塑造大国的联盟选择；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联盟的形成以及联盟起源的其他根源有哪些。其中，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都与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单极结构及其影响密切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在考察新的时代现实的基础上发展和修正原有的联盟理论。在考察理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围绕这些问题所进行的理论争论和所取得的理论进展时，笔者也会做一些背景性的介绍以及适度的分析和评论。

　　一　联盟需要什么样的共同利益基础

　　联盟的形成需要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基础，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常识。但是，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联盟形成的研究显然不能止步于这一常识。例如，传统现实主义的代表性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曾经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观点：当国家间的利益一致性很强，明显要求采取协调政策和一致行动时，盟约形式显得多余，国家间无需结盟。他举例说，英国和美国在欧洲大陆有一种共同的利益：即维持欧洲的力量均衡。没有签订正式的盟约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支持英国。⑥摩根索这样写道：“只有当共同利益的政策及措施并不完全的时候，才要求缔结盟约使这些政策及措施明确化并起作用。”“在缔约国的全部利益中，有些利益与联盟的目的无关，有些利益支撑着联盟的目标，有些利益与联盟的目的相背离，也有些利益与联盟的目标水火不相容。所以，典型的联盟是植根于充满各种不同目的和利益的动力场之中。”⑦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摩根索是把联盟理解为由正式条约所界定的战略联合关系，但他对于共同利益与联盟起源之间的论述仍然是具有启发性的。

　　国际关系学者帕特里夏·韦茨曼(Patricia A. Weitsman)对联盟共同利益基础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呼应和支持了摩根索的理论立场。韦茨曼指出，联盟的形成与共同利益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在特定的情况下，敌对的国家之间也可能有动机来形成联盟——或者是为了应对共同的威胁，或者为了管理、遏制它们彼此之于对方的威胁。后一类联盟实际上是用来维持签约国之间的和平”⑧。因此，联盟并不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的利益一定具有很强的一致性，相反，敌对的国家之间也可能建立联盟，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管理两国间的冲突。也许目前的中美关系可以算是一个不太贴切的例子。中美之间一直在努力维持一种相对稳定、基本合作的关系——美国试图把中国纳入现存的国际秩序，而中国也在努力融入现存的国际秩序，这可能是因为双方都意识到两国发生冲突的代价太大了。韦茨曼指出，国家之间的威胁并不一定会导致制衡性的联盟，相反依据威胁水平的不同可以有多种选择，而与潜在的对手联盟则是其中之一。“当威胁的水平较低时，国家有可能同潜在的朋友或者敌人达成低水平的承诺协议。国家将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及阻断潜在对手的扩张道路，但同时也会向对手示好以免其行动过于具有挑衅性。当国家之间的威胁水平上升时，它们有动力形成某种联盟以管理、约束其盟友。这样，彼此之间的威胁变成互惠和对称性的，而非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屈服。如果这种威胁的水平持续上升，受到威胁的国家将会寻求制衡。而当威胁的水平达到一个极高的程度，可以影响其他国家的生死存亡时，这些国家将会向更强者屈服，追随后者来应对眼前的威胁”⑨。

　　事实上，如何界定联盟形成过程中的共同利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如摩根索和韦茨曼都认识到的，即使是敌国，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建立联盟的可能。在大国的联盟选择中，阻止潜在的敌人建立联盟、或者与敌对联盟的成员建立联盟关系分化对手，都是受到关注的议题。国际关系学者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W. Crawford)提出了所谓的“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ies)。他认为，楔子战略可能成功的情形大概有三种：首先，有选择地拉拢(accommodate)某个对手但坚定反对其他对手的方法，比依靠冲突和强制的方法更有可能离间某个敌对的联盟。其次，有选择的拉拢战略在促使目标国转向中立方面是最有效的。最后，当离间者掌握着某些次要的利益(经济关系、市场进入等)，而这些次要的利益对于目标国来说很重要的时候，有选择的拉拢战略就会最为成功。⑩有学者从相对实力的角度出发考察了联盟形成和运作过程中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关系后，认为大国和小国在联盟的建立和运作中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詹斯·林斯莫斯(Jens Ringsmose)指出，小国缺乏足够的实力来明显地影响联盟的总体实力状况，在面临日益上升的军事威胁时也就没有什么动力来增加军事开支。但是，完全的免费搭车是不太可能的。当面临被抛弃、外交压力、经济制裁和政治边缘化的处境时，弱小国家将会变得顺从，增加其防务开支。因此，对于某个联盟的小国来说，防务开支就构成了参与集体安全和获得强大伙伴所提供的安全的准入费用——小国将其视为保护费.(11)可以看出，威胁、利益的认定对于不同的联盟成员国来说可能都不一样，这就会影响联盟的建立和瓦解，而国家的战略也可以在其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后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于联盟的共同利益基础的论述中，共同利益的概念本身逐步被具体化，例如，持结构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们十分关注实力关系的变动对于联盟关系的影响，反过来联盟组合的变化被理解为是制衡某个国家实力增长所带来的威胁。就如帕特里夏·韦茨曼所总结的：“联盟传统上被视为是国家用来增加其实力的工具。按照这一观点，整合盟友的实力为己所用乃是国家形成联盟的目标。一个直接的例子是北约计算其成员国对联盟的贡献，衡量的方法是看成员国的防务预算。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美国一直试图让其他成员国的防务预算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12)国家间实力关系的变动直接影响各国的安全利益，因此安全利益一致的国家将会联合起来。因此，从结构现实主义开始，联盟的共同利益基础实际上被确定是安全利益。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考察了确定国家间安全利益关系的四个判断因素：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实力和进攻意图。通过综合考量这四个因素，一国可以确定他国的威胁程度。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改进了传统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理论，认为各国在建立联盟时更多考虑的是制衡威胁，而威胁不仅仅依据实力来判断。沃尔特否认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对外援助多少以及跨国渗透的能力在塑造联盟关系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进攻意图会决定性地影响国家对威胁的判断，进而影响他们如何选择盟友、组建联盟。提出以威胁而不是以实力为核心概念建构联盟理论，无疑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联盟问题上的一大进展。不过，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沃尔特对于威胁意图的强调引发了不少的争议。用沃尔特自己的话来说，“对意图的认知可能在联盟的选择中发挥关键作用”。“只有当德国具有侵略性并试图通过征服来进行扩张时，英国才会进行对抗。所以，意图而不是实力，是关键”(13)。因此，基于上述四个方面的标准，国家可以判断自己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何处，从而与具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国家结成联盟。

　　以兰德尔·施韦勒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国家在建立联盟时并不仅仅考虑安全利益，也可能试图通过追随强者、分得战利品的方式来实现其他的国家利益目标。施韦勒认为，相比制衡威胁，追随强者这一现象在联盟问题领域中亦是常见的。在斯蒂芬·沃尔特那里，追随强者(bandwagoning)或者说见风使舵的概念被定义得过于狭窄，也就是向威胁屈服——仅仅与制衡威胁相对。实际上，国家选择见风使舵还是制衡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制衡的目标是保障自我生存和已经拥有的价值，而见风使舵的目标常常是扩展自我利益：获得那些垂涎已久的价值。简单地说，制衡是源于避免损失的渴望；见风使舵是源于可能获益的驱动。(14)他举例说，1940年，当意大利向法国宣战、日本决定同轴心国结盟的时候，本国的安全都不会是首要的动机。类似的，斯大林在1945年热衷于同日本作战，更多是看中了不劳而获的战利品，而不是从美日那里获得更好的安全环境。(15)施韦勒认为，制衡强者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而追随强者则可以从中谋利，因此，与强者联盟的形式可能比制衡强者的联盟形式更为常见。在他的理论中，对成本和收益平衡的考虑取代了对于力量平衡、威胁平衡的考虑，塑造了国家的联盟方式，毕竟力量和威胁都只是在某些方面影响国家的安全利益，但是国家有可能追求更多的利益目标。当各国在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和资源分配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时，它们就可能联合起来。

　　对联盟的起源和分化组合，应该全面地考察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仅仅考察实力关系或者威胁关系，进入21世纪后，施韦勒的这一观点在理性主义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例如，凯文·斯威尼(Kevin Sweeney)和保罗·弗里茨(Paul Fritz)具体考察了1816-1992年间的联盟关系，他们发现，从1816年到1992年间，大国间结盟的次数有55次，这期间可以有572种选择，其中的337种选择是保持中立或者试图左右逢源；而在做出选择的235次选择中，126次是选择与更强的一方结盟，与较弱一方结盟的只有109次。与势力均衡理论的预期相反，大国的联盟选择中追随比制衡的现象要稍多一些。(16)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斯威尼和弗里茨认为，联盟的形成是基于利益的考虑，而非仅仅是基于实力。首先，如果国家利益的内容包含了从纯粹谋求安全到无限制的修正主义，那么有共同修正主义意向的国家会不顾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配情况而坚持认为联盟是值得的。其次，国家之所以结盟，可能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也可能是获取国际体系中的某种利益。例如，意大利通过加入德奥同盟，就获得了不少安全领域之外的利益——结束了外交孤立、把罗马问题(即罗马教皇和意大利政府之间的斗争)有效地平息下来。最后，当总体战没有爆发的时候，见风使舵的对外政策具有强得多的吸引力。(17)

　　不过，以上关于联盟共同利益基础的这样一些假设仍然过于宽泛，还停留在范式的阶段，并没有能就国家利益、共同利益或者说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概念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到底国家是基于哪些要素来确定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确定它们的盟友选择呢？斯蒂芬·沃尔特对于国家间安全利益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有启发性的基础，但他的理论更多局限于军事联盟；施韦勒的研究也没有具体、全面地说明联盟的共同利益概念以及判断依据。下一步应该做的，则是研究更具普遍意义上的国家间战略利益关系，从而为一般意义上联盟起源理论创造核心概念。

　　二　制衡性的联盟为何没有出现

　　在最近的十多年间，围绕着联盟起源这一主题所争论的第二个核心问题——也是最热门的问题——是制衡性的联盟为何没有出现。如果说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冷战期间西方大国最终选择与美国结盟制衡苏联的话，那么，在冷战后，为什么世界上的其他主要大国没有形成对美国的制衡？作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美国为什么没有遭遇制衡性的联合？这一问题被广泛认为是势力均衡理论的难题。(18)对此，威胁平衡理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出回应，例如美国在地理上相对远离其他大陆、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体制削弱了对外政策的单边主义和攻击性特征，但显然这些回应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尤其是考虑到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表现出浓厚的“修正主义”色彩之后国际社会仍然没有出现对霸权国的制衡性联盟这一事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冷战后的国际体系中完全缺乏制衡性的联盟，例如中国周边的一些中小国家围绕着南海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制衡性联盟。类似的，强调追随强者、获取利益的利益平衡理论也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毕竟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对美政策明显不属于追随性质。问题在于，大国之间的制衡性联盟为什么没有像19世纪的欧洲那样出现在后冷战时期？

　　围绕这一问题，理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大概做出了三个方面的回应，有些学者关注了无政府状态对于联盟形成的制约性作用，有些学者考察了单极结构下联盟性质的根本性变化，而有些学者则引入了国内政治变量的解释。

　　许多学者认为，之所以冷战后没有出现针对霸权国的制衡性联盟，其原因在于无政府状态和单极体系下的实力分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著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既关注到了联盟对于制衡威胁的作用，也观察到了无政府状态下制衡性联盟形成的困难。一方面，“受威胁的国家可以创建防御同盟，帮助它们遏制潜在的对手”；另一方面，在无政府状态下，制衡性联盟的形成会面临许多难题：“把均势联盟快速集结起来并让它迅速起作用往往很困难，因为整合盟国或成员国需要时间，即使就需要做的达成了普遍的共识，也要假以时日。受威胁的国家经常在联盟成员如何分摊任务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毕竟，所有国家都是利己的行为体，都具有以最小的代价遏制侵略者的强烈动机。如上所述，这一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联盟成员国之间还有一种推卸责任的冲动。最后，联盟成员国之间很可能就哪个国家领导联盟的问题存在摩擦，当该联盟最终作为一个战略出现时就更是如此。”(19)因此，在考察联盟形成的时候，米尔斯海默至少涉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三个核心因素：集体行动的成本问题、绝对收益与相对获益以及领导权的问题。毫无疑问，无政府状态所引发的这几个问题都会深刻影响联盟的起源。

　　米尔斯海默的解释只能说是提供了一些一般性的思路，而对于其他一些现实主义学者来说，他们对于冷战后制衡性联盟缺乏的解释就更加简明、直观。这些学者大多从冷战后国家间的实力分配角度进行分析。例如，斯蒂芬·沃尔特就认为，之所以没有出现针对美国的制衡，其原因在于美国的实力太强大了。他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当然，制衡可见的威胁不是唯一的结盟动机。在特定条件下，国家可能选择追随而不是制衡——尤其是当它们相信抵抗无效或者通过接纳对方的方式威胁可以化解。面临内部威胁的国家则可能寻求外部支持来应对威胁。”(20)“当某个国家远远强于其他国家的时候，要制衡它就需要一个更大的联盟，而建立更大的联盟意味着更多的交易成本以及集体行动的困境”(21)。沃尔特的这一理论论述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他的威胁平衡理论。在具体谈到后冷战时期的情况时他又指出：“在单极结构之下，国家形成联盟可能不是为了制衡或者制约单极国家，而是通过齐心协力减少它们对单极国家的依赖。联盟的目标不是在近期制衡单极国家，而是谋求一定程度的自主和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22)因此，国际体系的单极结构使得国家联盟政策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制衡已经不再是近期的目标了。十分有意思的是，另外两位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和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C. Wohlforth)则关注了单极结构下其他大国执行制衡美国的联盟政策将会引发的后果。他们指出，欧亚大陆的国家如果显著地增加自己的实力、制衡美国，将会威胁到它的邻居，从而刺激其邻居寻求美国的援助，最终减少其制衡美国的动机。美国太强大了，制衡战略的成本和风险都很高。(23)

　　兰德尔·施韦勒在2004年所做的一个研究代表了第三个方面的回应，即考察制衡性联盟没有出现的国内政治原因。他关注到了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制衡缺失的历史案例：“除了英国以外，没有大国持续地制衡拿破仑法国，也没有国家模仿它的全民皆兵(Nation-in-Arms)创举。在19世纪的下半期，英国也采取了光荣孤立的政策，在美国的南北内战、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袖手旁观，导致德国建立了在欧洲大陆的霸权”(24)。施韦勒考察了国内政治的四个变量：精英共识、政府或者政权的脆弱性、社会凝聚力以及精英的凝聚力。其中，精英的共识及其凝聚力是决定国家是否愿意制衡的首要因素，而政权的脆弱性和社会凝聚力则决定了国家从社会中抽取资源的能力。(25)当出现如下情形时，制衡性的联盟都可能会缺失：(1)国内的重要精英们对威胁的认知存在分歧；(2)虽然认识到威胁，但是精英们对于应对的方法存在分歧；(3)国内的精英最终达成了应对方案，但并非制衡，而是绥靖、追随、推卸责任以及双边或多边的捆绑战略等。(26)如果将施韦勒的理论框架运用于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中单极没有受到制衡的案例，那么应该是中国、俄罗斯等主要大国在国内政治的这四个要素方面存在着某种或者某些弱点，从而导致它们不愿意或者无力采取制衡的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者对于美国霸权体系下制衡缺失的问题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解释。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是约翰·欧文(John M. Owen)。他在《跨国自由主义与美国的主导地位；或，旁观者眼中的慈善》一文中认为：“世界上的自由主义精英并不认为美国的权力会对他们自己社会秩序的认识造成任何威胁。他们可能会对美国的各种国内与对外政策有着十分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与美国的看法基本相同。他们认为，将十分珍贵的资源用于形成世界权力均势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国际均势之所以没有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许多国家反对自由主义者太少，无助于形成这样的均势。”(27)自由主义的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软实力(soft power)思想的延伸。奈认为，传统的硬实力更多的是“指挥性的”，而软实力则是“同化性的”，也就是一国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发展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美国拥有多于其他国家的同化能力，“管理国际经济的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往往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与美国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主流标准是一致的”(28)。由于美国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得到了其他大国的认可，其超群实力给别国带来的威胁感大大减轻，自然也就不会面临被群起而攻之的局面了。约瑟夫·奈进而更直接地阐述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如何影响它与其盟友的联盟关系：“制定对外政策时采用多元主义和规则化的方式，可减少意外情况。外国人仗义执言并对美国政治和政府体系施加影响的机会，比比皆是，而且这是推动结盟的一个重要因素。雅典将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转变成一个帝国，较小的盟国则因担心被抛弃或者落入陷阱而焦虑不安。美国的盟国能表达他们的关注，这就是何以美国的盟友在冷战威胁消退以后依然得以长久保持的原因。”(29)

　　对于单极体系下制衡性联盟缺失的问题，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解释都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现实主义的解释将国际结构的概念运用于联盟理论，指出单极结构下各国联盟的目标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发展了作为一个研究纲领的新现实主义研究。自由主义者的研究关注的是美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作用，将国内政治带回到联盟问题的研究中。其实，对于制衡性联盟为何缺失这样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领域，我们完全可以同时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要素结合起来，提出一个统一的理性主义分析框架。

　　三　国际结构如何塑造大国的联盟选择

　　前面这一部分其实已经涉及国际结构如何塑造大国联盟选择的问题，例如，我们在讨论制衡性联盟为什么没有出现的时候，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单极结构的出现根本性地改变了通过联盟制衡威胁这一战略目标的可行性。相应地，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就出现了，例如，国际结构将会如何塑造大国的联盟选择？联系到冷战后单极世界其他大国不愿意或者无力采取制衡战略的具体现实，其他主要大国可以有什么样的应对方略？

　　斯蒂芬·沃尔特同意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看法，即对美国和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而言，两极体系下联盟本身的重要性已经大幅度下降了，美国在选择自己的盟友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与各自盟国在实力上的悬殊差距使后者任何重新结盟的行为都变得无足轻重，因此联盟领袖可以奉行灵活的战略”。而在一个单极体系中，“惟一的超级大国能够按照自己的奇思怪想自由地行事”。(30)沃尔特在讨论单极结构对于美国联盟选择的影响时指出，“在单极体系中，单极国家不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紧密的联盟网络，在按照自己的偏好来选择盟友方面有更多的空间。因此，美国更希望和那些有着相似意识形态(例如民主国家)、或者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31)。既然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在联盟的问题上拥有这样的自由度，那么它的联盟选择呈现出什么样的特色考虑呢？一些学者关注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联盟战略，着重分析了美国采取双边主义联盟方式的原因。例如，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车维德(Victor D. Cha)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之所以采用双边主义的联盟方式，是基于其获得“压倒优势”的考虑。“压倒优势”意味着建构一种不对称的联盟，从而对弱小盟友的行动获得最大的控制力。的确，为了遏制苏联的威胁，美国在东亚地区建设了一系列的双边同盟，但与这一目标并行不悖的考虑是，双边同盟的方式有助于约束自己的反共产主义盟友，避免它们的挑衅行为把美国拖入到一场不想要的大战中去。(32)原因在于，在东亚地区，美国的有些伙伴是潜在的“流氓盟友”(rogue allies)——这些国家领导人之所以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他们自身是独裁者，可能为了国内统治的合法性而发动战争。先后就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认为，相比地区范围的多边机制，双边同盟的途径是约束东亚地区这些亲西方独裁者的最好选择。(33)

　　那么，其他大国在单极结构之下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略呢？一些学者提出了所谓的“硬制衡”(hard balancing)和“软制衡”(soft balancing)之间的区别，认为可以采取软制衡的、非正式的联盟方式——有时候也被称为联合阵线(coalition)。(34)例如，一位学者指出，在后冷战时期，“二流大国采取了包括见风使舵、推卸责任、搭便车等方式来制约美国的权力，维护它们的安全和影响。它们也开始进行‘软制衡’——包括组建有限的外交联合或者协约，含蓄地警告美国，如果其走得太远，那么联盟关系将会升级”(35)。不过，有意思的是，与一般的现实主义学者的看法不同，这位学者在讨论软制衡的选择方略时，是从美国霸权受到制约的视角出发的，既包含现实主义的观念，也包含自由主义的观念。他认为，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二流国家大多放弃了传统的“硬制衡”方式——即建立对抗性的联盟和加强军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不用担心美国霸权会威胁到它们的主权和外部安全。在过去，弱国联合起来对抗霸权国不断增长的实力，是因为后者将不可避免地挑战它们的领土主权。当不存在这一担忧时，二流大国处理与主导大国之间关系的动机和战略都可能发生变化。制衡美国霸权的因素包括：国内民主制度、国内政治以及一些二流国家所拥有的核力量。(36)

　　对于国际结构如何塑造一般性大国之间的联盟关系的问题，也有一些学者做了有意思的探讨。例如，一位学者提出了“凑合联盟”(Ally of Convenience)的概念，用来形容结构性压力对于联盟的塑造作用。所谓凑合联盟，是指“两个国家虽然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方面属于敌对关系，但为了制衡第三国(或联盟、非国家行为体)日益上升的威胁进行安全上的合作。在它们看来，第三方所带来的威胁要比对方给自己的威胁更严重、迫切”。(37)作者认为，如果联盟成员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都特别一致，就是特殊关系的联盟(special relationship alliance)；如果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的某一方面一致，另一方面存在冲突，那就是纠结的联盟(ambivalent alliance)；如果两者都冲突，那就是被迫凑合而成的联盟。对于各国来说，不断上升的外部威胁将会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促使其采取措施进行制衡，但是制衡联盟的灵敏度、凝聚力以及持续能力则有赖于联盟成员之间是否存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冲突。(38)事实上，正如两位现实主义学者所观察到的，对于相对实力等因素的认识不一致，导致各国对于联盟的期望也会产生分歧，甚至对冲突升级到暴力层次后谁将保持中立的看法也不一致。这就导致联盟的形成存在不确定性。(39)

　　总结以上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国际体系的结构影响了大国的联盟选择。在两极和单极结构中，作为“极”的国家具有较大的选择自由度，可以在其联盟政策中更多体现理想主义的倾向——选择与具有共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国家结盟；而其他国家的联盟选择则受到较大的限制，要么与作为“极”的国家结盟，要么就是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进行软制衡。同时，国际结构的压力也使得地缘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利益不一致的国家可能会被迫结盟、共同针对第三国。这些研究都说明国际结构给大国的联盟战略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说明现实主义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国家的对外政策。当然，我们看到，当谈到其他国家的联盟选择时，自由主义的观点仍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即由于国内政治因素的缓冲，美国单极地位给其他大国的压力不像传统的霸权国那么大，各国没有必要采取硬制衡的方式来应对。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观点，接下来我们也许可以继续研究的相关问题包括：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小国家的联盟选择？全球性国际结构和地区性国际结构在国家联盟选择的塑造方面会如何相互作用？等等。

　　四　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联盟的形成

　　对于理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现实主义学者来说，地理因素的影响始终是考察国际政治现象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前面提到，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四要素之一就是地缘上的毗邻性。两个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它们之于对方的威胁就越小，反之亦然。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们看到，一些现实主义者继续深入探讨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联盟形成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看法。这些看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有关地理距离之于全球均势和地区均势的影响；其二是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在建构势力均衡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同角色。

　　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威廉·沃尔福思在《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一文中讨论了地理距离因素对于势力均衡理论的修正作用。他认为：“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最突出的威胁和机会往往出现在自己的周围。因此，国家通常更关注自己的周边环境，而不是全球平衡。就以拿破仑时期法国的事例来说，俄罗斯选择与法国接触的政策，部分是因为它觊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英国对此表示反对。”(40)因此，国家在建立联盟的时候，更多关注的应该是地区性的力量平衡，而不是全球性的力量平衡。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在联盟领域应该看到更多的地区性制衡联盟。沃尔福思进而指出：“距离降低了美国单极地位的突出性，而其他强国相互毗邻又扩大它们实力对比的突出性。它们相互之间更有可能产生各种企图和不满，而不会更多地考虑相距遥远的单极国家。”(41)为了维持地区内的平衡，该区域内的国家可能选择与区域外的强者结盟，形成一个针对地区内对手的制衡性联盟。这样一个逻辑，十分贴近于当前东亚地区内许多中小国家纷纷寻求与美国建立或者加强联盟关系以制衡中国的状况。不过，现实主义学者也强调，地理因素只是影响联盟起源的因素之一而非全部，国家在考虑地区性平衡时同样要考察实力的因素。例如，斯蒂芬·沃尔特在《单极世界中的联盟》一文中指出：“地区平衡(制衡自己的某个危险邻居)可能是同单极国家结盟的一个常见动机，但是否愿意同单极国家结盟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理上是否相邻以及单极国家以较低代价和风险提供安全这一公共产品的能力。之所以许多国家愿意同美国结盟，是因为后者强大有力、同时相距遥远。”(42)

　　另外两位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杰克·列维(Jack S. Levy)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从海权和陆权的角度对于联盟的起源问题做了一个有意思的阐述。他们认为：“在一个自主的大陆体系内，大国常常针对那些军事力量高度集中的国家形成制衡性的联盟——尤其是在欧洲，但是，它们在一个全球性的海洋体系内并不会对于海军和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形成类似的联盟。”(43)其原因在于，拥有大量陆军的国家可以入侵和占领他国，其威胁性一直以来被认为远高于拥有大规模海军和经济力量的国家。海权国家一般只拥有小规模的陆军，入侵和占领他国的能力相对较弱，这样做的动机也更少，给别国领土完整造成的威胁也要小得多。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海权国家对于其他大国的安全威胁要小于陆权国家，因此引发对抗性军事联盟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同时，海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威胁，要远远超过它们对陆权国家的威胁。因此，即使后者实力超群，陆权国家也没有动力制衡那些领导全球的海权国家。(44)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制衡性的联盟应该是分别在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之间展开。前者从历史上来看乃是事实，欧洲大陆的国家彼此互相制衡、联盟组合十分灵活，同时英国在欧洲大陆力推势力均衡政策。而对于海权国家来说，由于英国一直拥有海上霸权，所以海权国家之间的制衡性联盟事实上并不存在。

　　在这两位学者看来，“势力均衡理论中有一种隐含的欧洲中心偏见，反映了英国将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视作自己国家利益的传统——而绝非将全球体系中的势力均衡当作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全球层面，英国所喜欢的是基于它的商业、金融和海军力量的主导地位。势力均衡的这种欧洲中心偏见，与这一理论把陆基(.and-based)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实力首要支撑的观点密切相连”(45)。在陆权国家彼此的制衡性联盟过程中，海洋强国就成为它们争取的联盟对象，这也就是英国的势力均衡政策在欧洲大陆的很长时期里左右逢源的根源之一。“为了确保军事和外交支持来对抗陆上强国或者另一传统竞争对手的威胁，同领先的经济强国合作以获取经济收益，或者在某个突发战争中站在获胜的一方分一杯羹，大国往往选择同主导性的海洋强国结盟”(46)。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联盟状况也可以用这两位学者的理论观点进行解释。苏联拥有十分强大的陆军和常规军事力量，对于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的强国来说，无疑构成了直接、致命的威胁，因此它们选择与海洋强国美国结盟，尽管苏联的综合实力和军事力量与美国还相去甚远。

　　地理因素一直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关注重点，而对它的关注又往往与实力的分配结合起来。从以上有关地理因素与联盟起源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特色的延续。地理因素能够影响各国实力地位的突出性和进攻性，从而深刻地塑造了二战以来的联盟形成格局。那么，在空权时代、信息化时代，地理因素对联盟起源的作用是否有所削弱？它将继续以何种方式影响国家的联盟选择？这些是下一步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

　　五　联盟起源的其他根源

　　从国际关系学界对前面几个核心问题的探讨中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的观点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主流地位。自由主义者在分析单极时代对美国霸权的制衡缺失问题上有一定的洞见，那么，在自由主义或者其他理性主义研究视角看来，联盟起源还有没有其他根源？如何认识政治意识形态、声誉、经济利益、国际制度等因素在联盟形成中的作用？的确，也有一些学者在这些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得到了一些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

　　首先，就如欧文和奈在讨论制衡缺失问题时所指出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确会影响联盟的形成。欧文曾经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具有相似国内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有可能形成联盟？按照他的定义，意识形态意味着对于国家内部公共秩序的一种规划，这种规划表现为特定的国内制度，而国内制度则是管理政府和被治理者之间关系的那些首要规则。(47)欧文提出了意识形态与联盟关系之间的理论逻辑。他指出，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能成为行为者，不会彼此对抗，但是它们所建构的社会群体却会争夺权力，因为权力是实施意识形态的必要手段。二分法的意识形态对抗是零和性质的：如果I和J是仅有的两种选择，那么I群体的获益就等于J群体的损失。而当第三种意识形态L存在时，这几种群体中就可能形成联盟，而收益分配的变化就依赖于联盟的对象和方式。(48)对于某个意识形态的群体来说，丧失外部支持可能意味着他们自己在国内的正确性、可信度都受到威胁；当I意识形态在国际上推进的时候，它就会威胁到支持J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权力。对于J政府来说，不管是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吸纳新的意识形态、对此视而不见或者与之直接对抗都是有风险的。但是，对抗的选择在维系政府认同方面是最为可靠的，尤其是它和那些面临相同威胁的政府会更加认同彼此。(49)因此，简单地说，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影响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是因为前者会直接影响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内合法性。而统治的合法性、稳定性对于执政者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欧文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冷战国际史和一些案例研究的支持。例如，著名的历史学家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就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建立北约，主要并不是担心苏联会入侵联邦德国，而是担心经济危机、工会鼓动以及战后公众不满的蔓延可能会导致共产主义形态的影响和颠覆。(50)同时，让人感到吃惊的是，第一个从苏联阵营下脱离开来的共产党国家是南斯拉夫。其原因在于，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在抗击纳粹德国时获得了很大的国内合法性，因此不那么需要同苏联的友谊来巩固自己的权力。(51)两位学者通过对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案例研究得出结论说，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在考虑联盟问题时，更多的是关注对他们政治生存的国内威胁，例如暗杀、内战以及反对党和反对派领导人的挑战等，而不是国家所面临的外部威胁。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的安全环境以及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根本性地改变了独联体领导人的战略考量。美国愿意支持那些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领导人，从而正式取代了俄罗斯所扮演的角色。(52)

　　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对于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条件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这些学者里面既包括持批判态度的现实主义学者(例如斯蒂芬·沃尔特强调意识形态能发挥重要角色的条件是对国家安全的挑战并不迫切)，也包括自由主义者自己的反思。例如，一位国际关系学者敏锐地指出：“当民主国家的数量很少、处于脆弱状态的时候，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反常现象；但是，当民主国家的存在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反而会上升，合作的需求却下降了。”他得出的结论是，“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扩大不一定会导致它们之间冲突的减少，而集权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合作则是因为它们处于强有力的民主国家的威胁之下”(53)。

　　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考察了声誉、经济利益对于联盟形成的影响。在盟友选择的问题上，大国的确会十分慎重地考虑对方的声誉。例如，道格拉斯·吉布勒(Douglas M. Gibler)认为，领导人的论点和行动至少部分涉及声望的考虑。领导人有十分强烈的意愿去保护他们联盟的声望。联盟的基础是对未来行动的明确保证，也就是说，领导人将会被那些最有可能坚守协议的同盟伙伴所吸引。原因在于，如果一国同珍视自己承诺的他国结盟，那么它在争端中被攻击的可能性就会减少；而如果它同曾经违背承诺的国家结盟，那么它在争端中被攻击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领导人将会同那些曾经珍视自己联盟的国家结盟；将会避免同那些曾经违背自己联盟承诺的国家结盟。(54)同时，经济利益和联盟的形成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联盟的形成不仅有可能促进双方的经济关系，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本国的安全压力，从而有更多资源用于经济建设。两位学者研究了主权债务和联盟形成的关系，他们指出，主权债务在增加收入的情况下不会干扰到税率的稳定，是减轻财政压力的首要机制。这样的话，主权国家在市场上的信任状况就变得极为重要。如果政府缺乏有效的市场信任，那么他们只能通过联盟的形成来减少军事能力建设的压力。联盟的手段不会扰乱国内政治经济，面临财政困难的国家可能会通过参与联盟来为国内开支留出空间。反过来，在一个战略互动模型中，国家的信任指数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一种公开知识(public knowledge)。不良的借贷者可能会妨碍他国与之结盟的想法，因为别国不希望为其安全开销买单。(55)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自由制度主义对于联盟的管理有着许多论述，但是在联盟起源的问题上似乎难觅身影。其原因在于，在自由制度主义中，国际制度是作为自变量出现的，是用来解释其他国际政治现象的核心概念。国际制度是用来解释而非被解释的。联盟本身就是一种国际制度，因此自由主义者可以分析联盟制度的影响，却无法有力地说明联盟制度的起源。例如，有的学者分析了美国联盟体系的制度化进程及其影响。柯尔斯坦·拉弗蒂(Kirsten Rafferty)指出，制度化不仅增强了联盟完成核心军事使命的能力，也带来了许多的次要利益，例如赋予盟友在联盟内部和其他国际论坛中更大的发言权。即使联盟的表现不能让人满意，或者战略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制度化的进程也有可能消除联盟前进路上的物质和规范障碍。北约的制度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冷战后实现转型以应对新的威胁，而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却失败了。不过，当涉及制度化进程依赖什么条件时，拉弗蒂就转向了现实主义的视角。他认为，面临共同军事威胁、非军事威胁(诸如对国际地位和国内政治经济稳定性的威胁)的国家更有可能制度化它们的军事条约。(56)

　　自由主义对于联盟起源的这些探讨，绝不仅仅是边缘性的、无关紧要的，相反它们都切中了联盟起源的核心方面，诸如信任的因素、政权的作用等等。这些研究构成了理性主义联盟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就如前面探讨制衡联盟为什么没有形成时所总结的，自由主义的这些深刻洞见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与现实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般性理论在应用到具体问题时是可以有机结合起来的。例如，当我们谈到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对于联盟选择的重要性时，也需要看到，之所以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国家的选择、使其偏离(现实主义者看来的)最优选择，是因为它们还没有面临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安全威胁。不过，这也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中现实主义要素就一定应该居于主要地位。例如，在具体的案例中，自由主义的要素也可能完全超越现实主义关注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如一些统治者为了政权的生存可以放弃自己的国家主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

　　六　结论

　　联盟作为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核心现象，研究的切入角度可以有很多种。学者们可以关注联盟的起源、运作和瓦解，也可以从国家的对外政策角度入手，分析国家如何参与、管理和退出联盟。本文集中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现象的联盟如何形成的问题。联盟的形成虽然不能直接改变国际结构，但它可以影响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乃至国际机制中投票权的对比，并直接影响军事冲突和外交谈判的结果。对联盟的起源，我们也可以从理性主义或者非理性主义的视角进行研究。理性主义视角关注的是那些影响国家利益的客观因素，包括国家实力、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而非理性视角更多关注的是影响国家行为的观念因素。本文仅限于考察有代表性的理性主义研究，主要包括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范式。

　　从目前来看，现有的理性主义研究大体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联盟的起源，但是具体切入的角度不同。一部分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的联盟选择，而国家利益在不同时期、不同国际结构下也会发生变化；一部分现实主义者从实力关系的角度考察国家的联盟选择，实力关系的变化影响国家的安全利益，从而导致需要制衡与联合的对象发生变化；还有的现实主义者综合几个因素来分析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例如沃尔特对于威胁的认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现实主义对于国家利益或者国家间利益关系与联盟起源之间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初步的层次，我们仍然不了解除了实力关系以外，还有哪些核心的要素可以用来判断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从总体情况来看，在联盟起源的问题上，现实主义范式的研究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自由主义者对于联盟选择的研究大多是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的，强调政权安全在联盟选择中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关注了经济利益、声誉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的范式密切相连。应该说，这些理论性的研究在不同的具体案例中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从总体来看解释力的大小可能存在差异。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于联盟理论的研究，不应该停留在一种相互对峙、楚河汉界的状态。原因在于，联盟的起源是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不仅涉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那些要素，也涉及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各种要素。相对实力、地理因素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都会对联盟的起源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该逐步建立一个分析联盟起源的综合性的理论框架。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之所以受到诸多质疑，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引入了其他理论的变量，而是因为引入了观念的变量以及没有说清楚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沃尔特的联盟理论仍然停留在军事联盟的阶段；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种更加一般的联盟起源理论，那么我们就需要全面分析现有的各种战略要素、厘清其关系，将它们有机整合到一个分析框架中。事实上，文中提到，许多学者在做制衡性联盟为什么没有形成以及软制衡的相关研究时，已经有机地结合了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要素。

　　在这样一个文献综述、评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下一步的联盟起源研究得到一个初步的认识，即如果我们把联盟界定为一种明确、稳定的战略关系，而非仅仅是针对安全威胁的军事同盟的话，仅有结构现实主义和威胁平衡理论是不够的；施韦勒的利益平衡理论也没有触及界定维持现状国家、修正主义国家以及相应的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核心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构一种更加普遍的、有强大解释力的利益关系概念，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国家的联盟选择战略，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具体、更深入地了解联盟的起源。

　　(衷心感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中不足之处完全由作者本人负责。)

　　注释：

　　①Julian Friedman， “Alli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Julian R Friedman， Christopher Bladen and Steven Rose， eds.， Alli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0； Ole Hosti， P. Terrence Hopmann and John D Sullivan， 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 Comparative Studi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3， p. 2.转引自[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联盟”概念本身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试图将其限定在安全合作的范围之内，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试图将非正式的战略合作包括进来。例如，斯蒂芬·沃尔特认为，联盟也应该包括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因为当代许多国家不愿意与其盟友签订正式的条约，而许多正式的合作声明流于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关系可以是不明确的。首先，存在非正式联盟关系的国家彼此肯定会明确这样一种国家间关系。其次，除了少数秘密的结盟关系之外，大多数非正式的联盟关系是可以通过口头声明、实际援助等具体行动被其他国家和观察者所认知的。最后，如果某种非正式的联盟关系是不能被明确观察到的，那么就不具备研究的可操作性，而它平时所产生的实际政策意义也是有限的。沃尔特的观点参见[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12页。

　　③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④Gle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Spring 1990).p. 104.

　　⑤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并不试图考察社会建构主义在联盟起源问题上所提出的理论观点。

　　⑥[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⑦[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241、244页。

　　⑧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

　　⑨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p. 4.

　　⑩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Spring 2011)， p. 158.

　　(11)Jens Ringsmose， “Paying for Protection： Denmark's Military Expenditure during the Cold Wa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the Nord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Vol. 44， No. 1(March 2009)， pp. 74-75.

　　(12)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p. 1.

　　(13)[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24项。

　　(14)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Summer 1994)， p. 74.

　　(15)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Summer 1994)， pp. 82-83.

　　(16)Kevin Sweeney and Paul Fritz，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May 2004)， p. 433.

　　(17)Kevin Sweeney and Paul Fritz，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May 2004)pp. 433-435.

　　(18)Paul Kennedy， “The Greatest Superpower Ever，”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 19， No. 2(Spring 2002)， pp. 8-18.

　　(19)[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19页。

　　(20)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January 2009)， p. 89.

　　(21)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January 2009)， p. 96.

　　(22)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January 2009)， p. 107.

　　(23)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ter 2”.

　　(24)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Fall 2004)， p. 160.

　　(25)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Fall 2004)， p. 169.

　　(26)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Fall 2004)， p. 173.

　　(27)[美]约翰·欧文：《跨国自由主义与美国的主导地位；或，旁观者眼中的慈善》，载[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258页。

　　(28)[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29)[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30)[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中文版序言第19页。

　　(31)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January 2009)， pp. 94-95.

　　(32)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 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Winter 2009/2010)， p. 158.

　　(33)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 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Winter 2009/2010)， p. 159.

　　(34)有关联合阵线的理论思考，参见刘丰：《国际政治中的联合阵线》，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56-67页。

　　(35)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Summer 2005)， p. 47.

　　(36)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Summer 2005)， p. 47.

　　(37)Evan N. Resnick， “Strange Bedfellows： U. S. Bargaining Behavior with Allies of Conveni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3(Winter 2010/2011)， p. 147.

　　(38)Evan N. Resnick， “Strange Bedfellows： U. S. Bargaining Behavior with Allies of Conveni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3(Winter 2010/2011)， pp. 148-149.

　　(39)Jack Levy and William Thompson， Causes of War， Chichester： U. K.： Wiley-Blackwell， 2010， pp. 64-65.

　　(40)[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41)[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第107页。

　　(42)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January 2009)， p. 114.

　　(43)Jack 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 Do States Ally against the Leading Global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1(Summer 2010)， p. 8.

　　(44)Jack 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 Do States Ally against the Leading Global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1(Summer 2010)， pp. 14-16.

　　(45)Jack 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 Do States Ally against the Leading Global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1(Summer 2010)， p. 14.

　　(46)Jack 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 Do States Ally against the Leading Global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1(Summer 2010)， p. 18.

　　(47)John M. Owen， IV， “When Do Ideologies Produce Allianc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1517-155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1(March 2005)， p. 74.

　　(48)John M. Owen， IV， “When Do Ideologies Produce Allianc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1517-155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1(March 2005)， p. 79.

　　(49)John M. Owen， IV， “When Do Ideologies Produce Allianc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1517-155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1(March 2005)， pp. 80-81.

　　(50)Melvyn P. Leffler， The Specter of Commun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17-1953，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pp. 76-78.

　　(51)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9.

　　(52)Eric A. Miller and Arkady Toritsyn， “Bringing the Leader Back In： Internal Threats and Alignment Theory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2(April/June 2005)， p. 325.

　　(53)Erik Gartzke， “Permanent Friends？ Dynamic Difference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7， No. 1(March 2013)， pp. 1， 12.

　　(54)Douglas M. Gibler， “The Costs of Reneging：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3(June 2008)， pp. 432-433.

　　(55)Michael A. Allen and Matthew Digiuseppe， “Tightening the Belt： Sovereign Debt and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7， No. 4(October 2012)， pp. 1， 11.

　　(56)Kirsten Rafferty， “An Institutionalist Reinterpretation of Cold War Alliance Systems： Insights for Alliance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6， No. 2(June 2003)， pp. 341-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