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德国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形式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在接下来的1991年，持续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以苏联的解体而宣告终结。美国凭借超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对德国来说，国内政治与国际环境的这种巨变不可能不反映到其外交战略的制定当中。德国统一后的外交政策，就是对这种巨变的反应。①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使德国对非关系在新时期呈现出了新的历史特点。从总体上看，冷战结束后的德国对非战略，既有对冷战时期联邦德国非洲政策的继承，又有新的主题与变化。

　　一、冷战的结束与非洲在德国对外战略中的边缘化

　　对于德国来讲，苏联阵营的解体和两德的统一改变了其外交政策所面临的大环境，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方向。二战后两极格局的解体，使得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权势格局中的力量更加强大。与此同时，与其它的北约组织盟友相比，德国面临的来自欧洲东部的压力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维持俄罗斯以及中东欧地区(包括新加入的东德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局势方面的稳定。然而，在实现统一的5年后，这些局势的转变并没有导致德国对其外交政策的重新定位。波恩政府并没有重新定义其国家利益。①

　　在国家利益定位没有发生大调整的前提下，德国外交政策也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从政治现实来看，作为德国总理的科尔在其冷战后的执政时期(1990－1998年)仍把促进欧洲一体化和担负北约内部的更多责任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事实上，统一后的德国不仅有这种强烈的政治意愿，也有推行这套外交战略所需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因德国在地理上处于欧洲的中心位置，统一后的德国又成为欧洲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它一直被视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动机”。②

　　而就德国对非关系来讲，20世纪90年代，非洲作为德国对外关系的重要一部分，本身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面临的形势与冷战时期相比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政治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最引人瞩目的变化，一是议会民主制的普遍建立，二是非洲各国政治参与度的普遍提高。例如，在1990年的时候，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还只有5个多党民主体制国家，但席卷整个非洲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却让大部分非洲国家过渡到民主体制。虽然还这些非洲国家的民主体制并不成熟，甚至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绝大多数非洲民众心目中，选举已经成为各个非洲国家政党上台执政的唯一合法途径。在执政实践中，非洲领导人试图冲破任期限制或实行终身制任期的做法正受到越来愈多的抵制。与之相适应和伴随，非洲媒体自由和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也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市民社会组织迅速成长壮大。此外，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是，非洲军队对国家政治的干涉总体上趋向衰弱。非洲领导人和民众也越来越具有自觉意识，强调非洲问题解决的“非洲方式”以及非洲国家间的联合自强。

　　同时，虽然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激发了西方世界加紧在非洲兜售“民主、人权、良治”政治理念的热情，但是由于美苏两极冷战格局的解体，抵制共产主义的扩展已经不是西方世界的主要任务，非洲因而丧失了在冷战时代的那种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从总体上看，德国对冷战时期外交战略的继承以及非洲政治地位的下降，导致20世纪90年代的非洲在德国外交战略中处于非常边缘化的地位。在德国政治1998年结束长达16年的科尔时代进入“红绿联盟”(1998－2002年)执政时期后，非洲在德国外交战略中边缘化的状况非但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以德国对非发展援助为例，20世纪90年代，由于对非政策在德国外交总体布局中不受重视，德国对非洲发展援助数额总体上随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局面。数据显示，1990年，德国对非洲发展援助为18.23亿美元，1991年下降为16.82亿美元，虽然1992年上升为21.43亿美元，但从1993年又开始减少，当年就减至14.99亿美元。其后，发展走势基本延续这一特点：1994年为15.07亿美元，1995年为15.1亿美元，1996年为16.52亿美元，1997年为13.91亿美元，1998年为11.15亿美元，1999年进一步下降为10.63亿美元。①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的非洲战略看起来更像是其总体外交战略的“副产品”。因此，有评论指出，那种认为德国在这一时期有一整套专门清晰的对非大战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而任何试图去清晰的界定这样一种对非战略的努力也注定是徒劳的。②

　　二、“9.11事件”以来德国对非战略的延续与调整

　　与20世纪90年代德国对非战略的边缘化不同，“9.11事件”以来，德国对非战略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沉寂之后又重新焕发出了活力。从总体上看，新世纪德国的外交布局和对非战略有它相对稳定的一面，体现出明显的延续性。但是，在保持这种延续性的同时，由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特别是“9.11事件”的冲击，德国及时调整了对非战略，使之又体现出变化的一面。

　　从2001年发生“9.11事件”到今天，德国已经先后经历了四届政府。分别是施罗德总理领导的“红绿联盟”(第一届从1998年上台执政至2002年；第二届从2002年上台执政至2005年)和默克尔领导的“大联盟”政府(2005－2009年)以及默克尔领导的“黑黄”联合政府(2009年至2013年)。2013年底，默克尔大选再度获胜并宣布与社会民主党组建大联合政府。从新世纪的发展历程来看，德国对非战略呈现出由施罗德政府定调、默克尔政府完善与发展的特点。而不论是哪届政府，都力求改变非洲政策的边缘化局面，在致力于发展对非经济关系的同时，高度重视“9.11事件”对德国非洲政策提出的新命题。

　　(一)德国对非战略的延续性

　　默克尔担任“大联盟”政府的总理后，其对非政策与施罗德主政时期相比，大的国际环境决定了默克尔政府更多的是继承而不是变化，她选择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施泰因迈尔担任外交部长就说明了这一点。从整体外交战略上看，默克尔总理基本延续了施罗德内阁的对外政策的风格，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和重点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以默克尔总理为首的政府立足欧盟，积极开展对外活动，谋求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包括：继续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与欧盟大国携手致力于欧盟联合自强；保持与美国的紧密盟友关系，并将其视为德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支持北约改革和转型，强调北约应成为欧美战略对话的主要场所；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巩固德俄能源合作；继续利用自身地缘和政治经济优势，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维持德国在欧洲的传统影响力；加强与中、印等新兴国家的合作关系；继续谋求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谋求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领域发挥作用。①

　　在非洲事务中，由于非洲在德国能源供应中的重要位置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德国在非洲继续推行其西方式民主自由政治理念的同时，仍把对非贸易作为德国对非战略的重中之重。例如，德国在2010年向非洲国家的出口额达到了200亿欧元(约合280亿美元)。2011年7月，默克尔总理对肯尼亚、安哥拉与尼日利亚三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中，虽然这位德国总理一再强调维持非洲和平、保护人权、抗击疾病的重要性，但她非常明确的告诉非洲领导人，德国非洲政策的重点一个是能源，一个是贸易。而陪同默克尔访问非洲的代表团中有多位德国商界的重要代表，他们也非常明确的向非洲经济界传达了德国对促进与这三国之间贸易的渴望。在对肯尼亚的访问中，默克尔告诉肯尼亚商业代表团，“加强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符合德国的利益”。在对尼日利亚的访问中，默克尔向这个非洲最大产油国的总统乔纳森明确表示，德国非常重视同尼日利亚之间的能源合作，德国将帮助尼日利亚建设水电站并加速推进双方在液化天然气领域的合作。而在与德国之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4亿欧元(约合5.66亿美元)的安哥拉，默克尔则提出了愿意为安哥拉出售6到8艘巡逻舰，以换取双方在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的更深步合作。①

　　(二)“9.11事件”与德国对非战略的调整

　　德国对非战略的调整，突出的体现在把打击非洲国家的恐怖主义作为其对非战略的首要目标之一，这是与此前对非战略最大的不同。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是近20年国际政治中最富冲击力的重大突发事件之一，在许多方面，它致使西方大国战略重心发生了明显转向，重新塑造了国际格局的含义与态势。“9.11事件”不仅导致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也震撼了德国施罗德政府。“9.11事件”后，施罗德政府确认，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不仅是美国的敌人，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德国认为，由伊斯兰极端主义所主导的恐怖袭击是目前德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德国有可能成为这些恐怖主义势力袭击的下一个目标。因为多方证据表明，在“9.11事件”发生前，德国曾是该次袭击事件中恐怖分子的一个策划中心。为此，施罗德政府专门制定了反恐战略。从具体内容来看，德国反恐战略虽然与美国反恐战略有所差异，但二者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点：第一，追踪和确认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使得他们得到法律的审判，彻底摧毁恐怖势力的基础网络；第二，帮助有可能滑入“失败国家”深渊的国家，避免它们成为恐怖势力的乐园；第三，根除恐怖主义滋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土壤；第四，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趋势；第五，对于通过联合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寻求其多边合法性基础。①

　　非洲作为世界最贫穷的大陆，相关国家边境控制能力的羸弱、宗教的多样化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使德国认为它是最容易滋生恐怖主义的地区之一。因而，铲除恐怖主义在非洲的生长土壤就成为德国的主要战略考量之一。德国作为西方盟国集团的主要成员国，价值观念和利益决定了它的对非战略必然增添新的内容。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在维护德国对非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加重视非洲在全球反恐斗争格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视通过发展合作政策来促进非洲国家的全面发展。德国政府认为，非洲民主与稳定的关键是确保安全，特别是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与此同时，民主与稳定对于一个繁荣、自由和公正的非洲必不可少。为此，德国政府支持部分脆弱非洲国家的警察、司法以及军事力量的民主发展。这不仅包括为防止国家力量出现崩溃而进行的公共机构建设，也包括根除恐怖主义以及防止民众出现激进主义倾向的一系列建设性工程。自2008年以来，作为欧盟军事行动的一部分，默克尔政府参加了在亚丁湾打击海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非洲国家出现危机状况时，德国也为此提供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②

　　三、德国对非战略的发展趋势

　　默克尔再度连任德国总理后，宣布“重塑未来”，其新时期对非战略的总体走向倍加引人关注。新一届政府对非战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未来德国的对非战略将体现出那些特点？

　　作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非洲之行已经超过三次。早在两年前，默克尔就已为她新一届政府对非关系的发展走势定下了基本的思路。2011年6月15日，默克尔政府专门发布了系统的德国对非战略———《德国与非洲：德国政府对非政策文件》，显示了默克尔本人对非洲工作的重视。该战略由德国外交部牵头策划，有十个德国部级单位参与了该项战略的制定。为了给新时期的对非关系定调，默克尔政府从2010年起就展开了广泛的意见咨询工作，咨询对象包括议会、商业团体、政治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及文化类组织、教会、工会和智囊研究机构等。新出台的这项对非战略形式完备，内容基本涵盖德国对非关系的各个重要领域，既对新时期德非关系面临的新变化与新挑战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又反映了德国对非战略的新走势，可谓德国对非关系的“新思维”。

　　第一，新时期的德国对非关系将更强调对非战略文件的系统指导与反映德国的价值理念。把对非关系单列出来专门制定战略性的指导文件，这在二战以来德国对非关系史上是很罕见的。虽然德国在2001年曾发布过一次对非政策文件，但最初该文件仅有对南部非洲的部分，后来才陆续增添了对西非、中部非洲、东非以及非洲之角部分的论述，显示出政府对该文件的重视度明显不够。①

　　在德非关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已经连续执政两届并将继续执掌德国政权的默克尔政府此时发布文件，显示出了其对与非洲关系长远的战略规划。德国外交部长韦斯特韦勒称，2011年出台的德国对非战略反映了德国政府的价值观念、界定了德国在非洲的利益以及政策目标，它的系统指定和发布将使德国对非政策更有指导性，必将掀开德国非洲关系的新篇章。②

　　而从其具体内容来看，默克尔政府一再强调非洲正在进行中的民主化进程“令人兴奋”，“人类普世价值”才是这份文件的基础。为体现该主张，德国将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展开对非工作：其一，通过双边合作来在国家层面支持非洲的治理能力与分权进程，大力支持双方在议会层面的交流；其二，鼓励和支持北非国家的民主化变革，支持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把促进民主、发展政策、移民政策以及经济政策等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其三，与非洲国家的司法机构、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展开密切的对话与合作；其四，为促进非洲国家的法制化和民主化进程，德国政府还将大力支持非洲国家记者职业技能的发展，为非洲记者提供到德国访问的机会，加强德国媒体与他们之间的合作，提高非洲媒体的责任感和不受干涉自由表达的能力。①以此判断，民主、自由、人权和善治等议题的重要性将在未来德非关系中持续凸显。很明显，德国将以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为借口，把非洲塑造成德国价值观的海外样板。

　　第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德国对非战略的重点仍将呈现出反恐、能源与贸易三驾马车共存的局面。如前所述，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对非关系中凸显反恐、能源与贸易的重要地位被德国领导人反复强调并在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得到明确体现。默克尔的三次非洲之行也离不开这三大议题，而默克尔2011年的非洲之行更是直接向非洲国家宣布能源与贸易是德国对非战略的两大重点。这充分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德国对非战略仍将维持反恐、能源与贸易三驾马车共存的局面。

　　在打击非洲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德国立场鲜明。如上所述，“9.11事件”后德国紧紧跟在美国身后，把反恐确定为德国对非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此，德国不仅派出军舰赴非洲之角执行常态化护航任务，而且在去年的马里问题上态度鲜明。在西方这场号称打击穆斯林极端分子的军事行动中，德国不仅先期派出军用运输机支援法军，而且最终派兵进驻马里。德国出兵马里的行动，不仅一扫在利比亚空袭行动中被批评为不够积极的阴霾，而且被相关评论认为是体现了德国对非军事政策的一定转变，代表了德国在军事打击非洲恐怖主义问题上更积极的态度。可以认为，随着德国在非洲利益的进一步扩大，德国在非洲反恐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将更为坚决。在对非能源关系方面，德国认为，非洲大陆蕴藏的丰富矿产资源对德国发展其工业经济至关重要。从供给结构上看，德国原油进口的18%来自非洲，而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是德国在非洲大陆最重要的石油来源国。在矿产资源方面，德国煤炭进口的34%来自南非，南非是德国在非洲大陆最重要的矿产资源来源地。②

　　为保证德国的矿产能源供应安全，默克尔政府提出对非矿产能源关系的三大重点：其一，德国政府将在非洲－欧盟能源伙伴关系的框架内，大力促进矿产能源领域的德国公司开展对非业务，带动非洲矿产能源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其二，德国政府将帮助非洲国家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能源系统，推进非洲国家在利用可再生资源方面的速度；其三，德国政府将大力推进与突尼斯、摩洛哥等北非国家建立双边能源伙伴关系的工作。同时，德国还将大力推进北非地区的“沙漠科技计划”(DESEＲTEC)，该计划的目标是利用北非沙漠地区的太阳能和风能来发电，产生的电能不仅将供应当地使用，长远的计划是出口输送至德国。①

　　在对非贸易和投资方面，默克尔政府看到，通过近年来的改革，大部分非洲国家已经创造出了有利于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各种有利条件。德国不应错过非洲这个经济大蛋糕，而应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发挥贸易投资这个德国对非关系的优势与强项，增强德国的经济增长活力。根据《德国政府对非政策文件》，默克尔政府鼓励德国对非贸易与投资出台的政策保障包括七大举措：其一，鼓励非洲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非洲地区一体化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二，德国将继续为私营企业在非洲展开贸易投资活动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德国愿意提供相关的双边咨询服务，支持非洲投资环境便利行动，支持非洲国家构建市场经济的改革；其三，德国鼓励德国企业与非洲国家展开更深一步的商业合作。德国大使馆、德国领事馆和隶属于德国经济与技术部的德国贸易与投资公司将进行现场服务，向德国企业提供有关非洲国家商业投资潜力方面的咨询；其四，通过德国政府提供的出口信贷担保，降低德国公司在面临非洲国家违约时需承担的风险。德国政府将与出口商和银行进一步展开合作，使这个做法更适合德国企业的需要；其五，以公共－私营伙伴关系等发展政策手段来促进非洲私营经济的发展。通过向商业协会派出观察员，在德国经济合作发展部与私营部门之间架设连接服务的桥梁，使德国政府的对非发展合作政策与商业协会有机的结合，增强公司在发展合作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其六，支持非洲发展可持续性的以及环境友好型的农业部门。其七，通过可再生资源和能源效率出口倡议，支持德国中小企业开拓非洲市场的努力。这些出口倡议提供非洲市场的信息，帮助企业在非洲展开市场活动。②

　　第三，发展援助作为德国对非战略的重要一极，其战略地位有望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德国政府对非政策文件》指出，非洲大陆面临的发展问题十分严峻。发展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而是包括人权、医疗、教育和政治参与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发展。德国将大力推动国际社会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各种努力。到2009年，德国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已经投入了86亿欧元。德国政府承诺，到2015年，德国的发展合作预算将提升至国民生产总值的0.7%。①

　　为兑现对非洲的承诺，默克尔政府宣布将在十个方面加强对非发展援助工作：其一，德国政府将为非洲国家建立完善的医疗体系提供进一步的帮助；其二，德国将继续支持非洲的饮用水供应与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到2015年，争取让撒哈拉以南地区国家的3000万人口能够从该体系的建设中受益；其三，在西部非洲地区和南部非洲地区，德国政府与15个非洲国家展开合作，通过土地管理的研究来减轻人们面临的环境压力；其四，德国将与一些非洲国家密切合作，大力促进这些非洲国家开发其农业的潜力；其五，德国政府希望，通过资金投入对非洲教育领域发展提供支持；其六，德国期望与非洲国家一起分享发展的经验，将帮助非洲国家释放其年轻一代人才的智力资源财富，德国将通过鼓励德非间高校合作以及为非洲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方式来实现这一任务；其七，德国将积极支持非洲国家的职业培训，为德国公司和非洲国家培养合格的技术性人才；其八，大力支持非洲国家相关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促进德非间科学研究机构间的密切合作；其九，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德国支持相关非洲国家在地区一体化等问题方面的研究；其十，德国政府将更为关注发展合作政策的实际效果，并在国际社会构建更为有效的全球发展合作体系和政策方面献计献策。②

　　第四，德国将更重视非洲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中的地位，加大对非洲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默克尔政府认为，大部分非洲国家非但不具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而且正面临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包括丧失生物的多样性、北非地区的荒漠化以及非洲之角的干旱、中非地区的疟疾扩散以及食物产量的下降等问题。基于这种认识，德国在对非关系中将加大对非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对此，《德国政府对非政策文件》不仅予以明确，而且明确提出六条具体措施加以保障：其一，德国政府将信守自己在保护非洲生物栖息地方面所作的国际承诺。德国2012年在该领域的投入为5亿欧元，未来将获得进一步提升；其二，德国政府在2010－2012年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额外提供13亿欧元的快速启动资金，而该资金的重点对象就是非洲国家；其三，德国政府将继续帮助非洲国家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并发展更为环境友好型的科学技术；其四，通过与地中海联盟(TheUnionfortheMediterranean)的合作，为该地区的非洲国家利用太阳能提供助力；其五，继续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其管理水资源方面的能力；其六，德国将大力促进“泛非生态标签”(Pan-AfricanEco-label)在全非范围的使用。除此之外，德国政府还将与非洲国家展开密切合作，以推动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有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决议。①第五，新时期德国对非战略将更强调解决非洲问题方面的多边国际合作。《德国政府对非政策文件》指出，要预防非洲面临的地区性冲突，改善非洲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形势，就离不开与非洲国家、联合国、欧盟和北约等多边国际组织的通力合作。在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方面，德国将大力支持非洲国家冲突后实现重建和军事力量的民主化，并将在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军备控制等方面支持非洲国家的工作。在与非洲联盟的关系上，德国政府将把非盟提出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框架以及其它非洲地区性组织提出的安全倡议作为在该领域行动的指导方针。德国政府将加强德国外交部、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以及德国国防部与非盟的协作，争取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此外，默克尔政府还特别强调把新时期的德国对非政策置于联合国和欧盟框架内，促进建立非洲危机与冲突的国际解决机制，将非洲问题放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御政策中通盘考虑。为此，德国宣布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1325号决议，继续支持为非洲维和人员建设训练中心的工作和联合国儿童与军事冲突特别代表在解决非洲“童子军”问题上的工作。②

　　冷战结束后的德国对非战略，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相对沉寂与“9.11事件”以来的调整，至2011年《德国与非洲：德国政府对非政策文件》的发布基本成型。随着时间的推移，由2011年政策文件所反映出来的德国对非战略的发展趋势，将在新的时期日渐清晰。

　　四、对中非关系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不仅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利益关系，甚至改变着大国在非洲力量对比的格局。①那么，德国对非战略对中非关系带来了哪些启示？我们应当如何适度借鉴德国发展与非洲关系的成功经验？从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对非战略的演变和发展趋势来看，可以给我们提供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应紧紧围绕国家利益，注重对非战略的灵活性，及时根据国际形势和非洲情况的变化调整对非政策。一方面，德非关系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发展历程表明，不管其怎样强调对非义务和责任，德国对非战略的根本目标在于为德国国家利益服务。正如德国外交部长韦斯特韦勒所直言宣称的那样：“非洲可能是世界上正在发生变化最大的地区，德国的目标是利用德非之间的合作潜力来为非洲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的非洲政策同时应当是为德国的国家利益服务。”②

　　另一方面，德国对非战略的继承与调整是国际局势和非洲在世界格局中政治经济地位的反映。以“9.11事件”发生后的这段时期为例，当国家大战略和对非利益发生变化时，德国很快果断的调整其对非战略，确定反恐为对非工作的新重点并迅速加大了对非和安事务与援助领域的投入力度。第二，向世界说明中国，多宣传中非关系给非洲发展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推进中国在非软实力建设。

　　相比中非关系，德非关系遇到的质疑与批评较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德国是西方大国俱乐部的一员，和其它西方大国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发展对非关系的模式较容易得到其它西方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德国善于掌握媒体报道的主动权，注重对非软实力建设。我们注意到，德国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场合不厌其烦的高调宣扬其重视非洲“良治”、“发展”，同时在各种对非工作文件中也予以重点笔墨描述，放大了德非关系的正面形象与媒体效应。近年来，我国政府先后发布《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和《中国的对外援助》等重要政策文件，这对于减少西方国家对中非关系发展所施加的阻力和战略疑虑、反击“新殖民主义”论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面对西方媒体的强势局面，中国应当进一步加快央视等媒体在非洲落户和实现本地化的步伐，用非洲老百姓能理解接受和喜爱的方式来传播中国的声音，进一步改善我在非洲的国家形象，服务于中非关系的发展大局。

　　第三，德国对非战略启示我们，应当以更开放和积极的姿态适度参与涉非国际合作。在非洲冲突预防与处理、疾病防治、发展援助与气候变化等领域，德国对于多边国际合作与协调向来比较主动。德国领导人多次公开表示，德国对非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与联合国、欧盟和非盟的密切协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中德国这样做是大有裨益的，除了可以获得规则的制定权，也可以在许多时候塑造其负责任大国的积极形象。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以中国不愿多参与对非多边国际合作为由来指责中非关系的合作模式。虽然它们这么做有迫使中国遵守其游戏规则、牵制中国对非战略、破坏中非关系良好发展局面的企图。但是，不可否认，如果以更透明的姿态适当参与对非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国对非工作的顾虑，在国际规则制定和对非工作中进一步提高中方的主动权和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