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日，昆明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媒体却给“恐怖分子”加了引号，引发中国媒体和网民的谴责。经记者多次追问，美国务院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昆明事件为恐怖袭击①。而2013年4月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美国很快将事件定义为恐怖主义行为②，并将制造者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和焦哈尔·察尔纳耶夫兄弟定义为“本土恐怖分子”。谁是“本土恐怖分子”，美国媒体是怎样报道他们的，为什么这样报道？本文对《纽约时报》波士顿案制造者的报道进行分析，选取2013年4月15日至5月15日，即案发后一个月内的报道作为样本，这个阶段的报道最密集，关注度也最高。

　　报道侧重点特征明显

　　据美国媒体报道，察尔纳耶夫兄弟代表的本土恐怖分子具备以下特征：第一，制造或预谋制造恐怖事件；第二，制造恐怖活动的地点是美国境内；第三，居住在美国，而且是合法居民；第四，从国外移民至美国。作为穆斯林，又被加上了第五条：信仰伊斯兰教。而报道更关注他们的族群身份、移民经历、宗教信仰以及作案动机。

　　1.强调车臣身份。描述察尔纳耶夫兄弟的国籍、民族与移民身份时，使用的词语有“出生在达吉斯坦的美国公民”“车臣人”“穆斯林移民”“车臣移民”“美国公民”“持有绿卡者”等，但最多的是“车臣人”。车臣/车臣人分别出现71和54次，“美国公民”出现19次，“移民”出现38次。报道反复强调车臣是察尔纳耶夫家族的根源，嫌疑人的父亲是车臣族，兄弟俩有车臣血统，有许多车臣朋友；报道描述非常详细，追溯到1943年，作为车臣人，察尔纳耶夫家族被斯大林驱逐出境，1950年回到车臣。认为被驱逐的经历在某种程度助长了嫌疑人的激进态度。③

　　2.重视移民经历。25篇报道关注察尔纳耶夫兄弟的移民经历，详述其移民过程及变化。以焦哈尔为例：移民时间——2002年；移民原因——父亲声称政治迫害而寻求庇护；移民前居住地——穆斯林集中的达吉斯坦；刚到美国时的尴尬——听不懂也不会说英语；逐渐适应美国生活——英语流利、没有口音，与各种肤色的学生打成一片；移民结果——2012年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3.关注达吉斯坦之行。29篇报道提及塔梅尔兰2012年回达吉斯坦居住了6个月，称达吉斯坦有许多激进分子，常发生分裂活动；估计他去了充满激进思想的清真寺参加集会，受到唆使和训导；所以达吉斯坦之行是他制造爆炸案的关键节点。

　　4.猜测作案动机。26篇报道从不同角度猜测制造者的作案动机，包括基地组织、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美国的移民环境与政策等外因及车臣、穆斯林身份等内因。多数认为作案动机不明确，对他们“生活在美利坚的土地，却做出伤害美国之事”表示困惑。

　　本土恐怖分子媒介形象的变化与以往本土恐怖分子的报道相比，波士顿案既有相似，也有不同。2009年纽约枪击案嫌疑人吉韦利·翁的报道，对移民身份的强调远超过美国公民身份，使用最多的词语是“越南移民”，只有少量的“美国公民”④；描述2010年制造纽约时报广场汽车爆炸未遂的费萨尔·沙赫扎德时，用词较丰富，不少报道用“美国公民”⑤。《纽约时报》对察尔纳耶夫兄弟的报道词语中“移民”的数量是“美国公民”两倍，但详细解释他们寻求政治避难才获得合法居民身份，却制造恐怖事件报复美国。报道都描述了他们美国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吉韦利·翁不会说英语，费萨尔·沙赫扎德的财务及房屋抵押麻烦，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等，并将这些问题归类为不适应美国的文化和生活，将他们的激进归咎于距离心中的美国梦越来越远；不再使用“外国移民—美国公民”的简单对立划分，而是通过细节描述呈现多元、复杂、立体的本土恐怖分子形象。

　　对穆斯林移民特征的报道通常，少数族群的报道侧重于传统意义上的种族或民族，但穆斯林美国人比较特殊，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身份，主要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移民，⑥作为外来者，即使在美国生活多年，也不可能被视为与本地人一样的；而移民经历使他们不同于普通穆斯林，他们熟悉适应美国的环境和文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加美国化。

　　《纽约时报》的报道有所体现。一方面是美国的特征：如焦哈尔是坎布里奇市的学生（提及33次），一名优秀的摔跤手（提及4次），曾在大波士顿全明星联赛提名，获奖学金；塔梅尔兰是一名拳击手（提及12次），参加金手套全国拳击锦标赛，被写进波士顿大学的课程论文，他有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提及17次）；兄弟俩与许多美国年轻人一样穿牛仔裤，使用社交媒体（提及26次）。这些事实属于强化主导文化秩序的符号，反映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则是国外特征：如他们的车臣血统，受伊斯兰极端主义（提及14次）、激进主义思想（提及43次）的影响，后悔在美国生活等（提及6次）。这些符号塑造出穆斯林移民思想激进、偏离美国文化体系的形象。

　　媒体强调穆斯林美国人价值认同的矛盾，突出美国梦与伊斯兰教信仰的对立。如《波士顿爆炸之前，充满能量的美国梦》⑦写道，波士顿案发生前，塔梅尔兰一心追求美国梦，希望在拳击比赛中取得好名次，但因为不是正式的美国公民，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梦想破灭。在伊斯兰极端思想的影响下，他制造了爆炸事件。又如《嫌疑人在两个世界的足迹，也许是对过去的回应》⑧，回顾了以往的本土恐怖事件，认为土生土长的美国居民一般不会将暴力转为恐怖主义，而移民则不然。“这些（本土恐怖事件）案例中参加圣战的美国人存在某种信念分裂——你首先是美国人还是穆斯林？”⑨

　　被建构的伊斯兰

　　1.穆斯林身份：“激进”的标签。报道强调察尔纳耶夫兄弟的穆斯林身份，自然而然地将读者注意力从制造者本身转移至穆斯林群体，在穆斯林与本土恐怖活动之间建立了隐约的对应关系。回顾以往的报道，如果制造者是其他族裔美国公民，就重点描述他患有精神疾病或反政府倾向，将动机归于心理性格等因素，而穆斯林制造者的行为则被认为是针对美国的更大战争的一部分。⑩

　　波士顿案虽被定性为非基地组织指使的独立本土恐怖事件，但报道反复强调塔梅尔兰曾与母亲在电话中讨论圣战、俄罗斯曾警告美国塔梅尔兰在达吉斯坦与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等，人们很容易把它当作“圣战”的一部分，仇视穆斯林。在美国媒体的报道框架下，穆斯林背负着“暴力”“激进”等标签，被建构为不是“原油供应者”就是“恐怖分子”的形象。

　　2.伊斯兰世界：被建构的他者。“9·11”事件后，利用人们的恐慌心理，美国媒体配合政府建构出一个以恐怖主义为特征的，与西方作对、替代冷战时期苏联位置的伊斯兰世界。对伊斯兰的相关报道中充斥着饱含敌意和憎恨的词语，报道框架趋于一致：穆斯林/伊斯兰——圣战——激进/恐怖/邪恶——美国公敌——世界公敌，建构出一个以恐怖主义为核心特征的，激进、狂热的他者。

　　全球有十亿多穆斯林，伊斯兰会议组织有50多个成员国，而制造恐怖主义事件的穆斯林只是极少数。美国媒体并非不知晓这一点，但仍然笼统地将伊斯兰世界整体建构为恐怖的他者。当本土恐怖分子是穆斯林移民时，由于身份特殊——既是穆斯林，又是美国居民，媒体的处理方式比较灵活。《纽约时报》对察尔纳耶夫兄弟的报道通过选择事实和描述细节，巧妙纳入“他者—邪恶伊斯兰”框架。例如，《从交际花到头戴希贾布的嫌疑人寡妇之路》讲述了塔梅尔兰之妻拉塞尔最初是受欢迎的优秀大学生，与塔梅尔兰约会后，在其影响下信仰伊斯兰教，人生从此改变。对伊斯兰教虔诚的信仰使拉塞尔从交际花沦为恐怖分子的寡妇。报道中的大量细节令读者既愤怒又可惜。

　　总之，接受美国文化、被同化的行为被描述得积极美好，偏离美国文化价值体系的行为则与激进、威胁、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对本土恐怖分子建构的本质是美国的伊斯兰威胁论在媒体的呈现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