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主”和“经济”为主题，以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联为方式的“阿拉伯之春”，距今已经两年有余。这场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反政府运动，直接导致了中东国家执政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和独裁者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

　　突尼斯社会运动爆发之初，欧美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发表文章，称“茉莉花革命”敲响了中东的警钟，并预言“茉莉花革命”首先会向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约旦扩散，因为这些国家正面临着与突尼斯同样的政治和经济困境。果不其然，紧随突尼斯本·阿里总统流亡沙特阿拉伯，其后就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监禁、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被杀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解散内阁，也门总统萨利赫、苏丹总统巴希尔、巴林国王哈马德、科威特首相纳赛尔等，或下台或作各种让步……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西方的一些主流预言即将成为现实。

　　然而时至今日，一些中东国家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普通民众参政及言论的自由，但除了经济严重恶化之外，伊斯兰主义政党势力却在加快崛起，而人们期盼的“民主”并没有如期降临。那么，一个突发事件为何唤起中东民众如此剧烈的反应？为什么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不仅没有达成预期目标，相反造成了如今的困局？这种集群行为①式的革命究竟为转型中的中东阿拉伯社会带来了什么？本文试图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来分析以上问题。

　　一、社会原因：意识上的归因与期待趋同

　　“阿拉伯之春”由突尼斯青年小贩自焚事件引起，这场运动看似偶然却绝非偶然，它因民众的共同意识逐渐形成而起，转而又强化了这种共同意识。

　　所谓共同意识(commonconscience)，是指同一社会的普通公民所共同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体，它构成了一个有其自身生命的明确系统。②这一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杜尔海姆提出，他用此来分析建立在共同分享的社会价值、行为准则和群体归属基础上的意识合体。他认为，共同意识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外化的，客观独立的具有自己生命意志的主体。③20世纪后期，他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各类集群行为。

　　一般而言，相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总有一些相似的感受，但由于个体的身份地位、教育背景以及在社会中获利不同，因而面对具体问题时，他们的情感与观点不尽相同。当社会的某类现象格外突出，某类矛盾格外集中时，人们对矛盾的归因及其解决手段的期待便会形成某类相似的感受，于是人们之间就可能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分享相同的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最终采取相同的行为方式。

　　1.发酵的基础：社会矛盾加剧

　　中东阿拉伯国家如今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全球化进程中的相对弱势，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压抑，美国强行推进“民主”所造成的新旧价值理念冲突等。社会转型中的种种矛盾与不公，让暴戾之气绵绵不断充斥社会，逐渐加深了社会群体的愤懑之情，并由此慢慢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

　　从“阿拉伯之春”波及最大的四个主要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来看，它们长期以来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十分相似：一方面是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以及由相对贫困所造成的民众不满；另一方面是保守的政治强人长期独裁统治、不思进取以及由此滋生的各类腐败。在这些国家里，民众期盼变化、追求革新等意愿的形成和累积，已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过程，他们对威权体制的不满情绪一直在缓慢酝酿并发酵。

　　经济上，与那些富饶的海湾产油国相比，阿拉伯非产油国的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2007年底，阿拉伯经济统一委员会报告称，受国际市场油价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2006年阿拉伯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万亿美元，即使在油价高涨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仅是1999年西班牙的2倍。④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又是世界上失业率最高但人口构成又相对年轻的地区。最终爆发动荡的几个阿拉伯国家都经历了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痛苦过程：2010年底，突尼斯失业率高达16%，50%以上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30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达52%；也门2008年失业率是35%，2010年长期失业率为17%，季节性失业率为29%，总失业率上升为46%，其中3/4为年轻人；埃及失业率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达20%，其中年轻人占2/3；2010年，利比亚失业率为20.63%，80%为年轻人。⑤大量没有工作、没有积蓄、没有保障，也看不到出路的年轻人，其对社会的怨恨愤懑之情自然而然地推动着他们成为“Ash-shabyuridisqatan-nizam”(要求推翻政权的人们)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中东国家的独裁统治在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布尔吉巴统治突尼斯长达30年，最后引爆民怨，被本·阿里夺权；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台前幕后操控国家35年直至被送上绞架……许多领导人长期执政，不思改革，导致体制僵化，国民经济衰退。尤其是统治集团的贪婪与腐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埃及，穆巴拉克家族广泛介入私有化过程，通过家族企业敛财400亿～700亿美元，其个人身家达150亿美元之巨，其次子贾迈勒约170亿美元，夫人苏姗拥有53亿美元。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50%的埃及人日平均收入不到2美元。突尼斯也是如此，以前总统本·阿里为中心的权贵势力插手经济，贪污受贿，肆意谋取个人和家族私利，其总资产高达35亿英镑。⑦类似的政治经济现状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被专制统治长期压抑着的厌倦之情和阿拉伯国家民众对公平公正、惩治腐败的追求之心，就这样不断被唤醒、被集结。

　　2.突变的引线：全球性金融危机

　　全球性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矛盾。过去三十年，本·阿里、卡扎菲和穆巴拉克都逐渐脱离了传统的、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并逐渐偏向于步入经济全球化的行列。而追求经济自由化和去制度化的结果，是这些国家被深深卷入到商品市场风险和世界金融危机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曾赞扬突尼斯和埃及是该地区经济自由化的典范。

　　这种经济自由化，在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三个危险结果；第一，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少数权力掌握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快速积累私有财富，而绝大部分民众的实际生活基本上没有得到改善。第二，由于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被全球金融泡沫所带动起来的投机性产业，如银行、地产以及相关的金融产业。与此同时，它们对外部世界，尤其对西方世界的经济依赖度越来越高，如突尼斯的主要贸易伙伴——法、德两国的进出口额占突尼斯进出口总额的63.9%和58.1%。⑧第三，由于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商品价格，突尼斯和埃及的经济越来越受到境外不可控制力量的左右。任何大小国际商品的价格波动，都会直接影响到国内民生。因此，2007年年底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国际金融风暴，轻而易举地令这些国家陷入危机。

　　综合来看，首先，由国际金融危机所引起的世界经济滑坡，大大抑制了全球的石油需求。国际油价一路狂跌，这对依赖石油出口的埃及、利比亚等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打击；其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失业群体扩大，直接导致出境旅游者的减少。首当其冲的就是以旅游或侨汇为支柱性产业的中东国家，如埃及、土耳其、突尼斯、摩洛哥、约旦、黎巴嫩等。由于石油和旅游两大支柱经济同时受到打击，这些国家曾经引以为傲的经济自由化迅速转化为一场噩梦，国家财政收支的减少更是直接削弱了其应对能力和手段；最后，最重要的且这几乎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国际信贷危机所带来的商品价格，尤其是食品和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对长期依赖食品进口的中东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严重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日常生活品价格的飞涨，引起了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而这些国家的政府，既无法在经济体制内抑制市场炒作，也没有财力补助民众，听任民众生活受影响。

　　在贫困、饥饿、失业的多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中东民众怀着愤懑之情，加入了街头抗议队伍。而集结的人群，使得相互之间的情绪感染急速完成。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原本潜伏的朦胧的“相对剥夺感”很快浮出水面并逐渐清晰，很容易地把其中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专制体制与政府的贪污腐败。于是，要求推翻政权，重新建立新制的愿望被统一起来了。

　　3.趋同的推力：媒体的推波助澜

　　在强化中东民众的共同意识中，阿拉伯非主流媒体与西方舆论都是不可小觑的推手。尽管主流阿拉伯电视台仍是最主要的媒体平台，它们可对新闻作选择性播放，但却无法阻止其他媒体的传播。现代互联网的传播既迅速又便捷，在舆论控制者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民众对各种信息早已了如指掌。

　　在现代媒体的推动下，民众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没有获得应该得到的东西。原本只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去努力，一般就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但现在无论如何努力，自己依然未必能够达到这些目标。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就连最基本的就业期待也得不到满足，期待与回馈之间出现了巨大反差，于是他们感到，这个制度并没能给他们带来应得的东西。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曾说：一般而言，遭受最严重剥夺的人并非是最可能参与集群行动的人。而那些虽然遭受剥夺较轻，但却最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可以得到改善的人，往往是最积极的参与者。⑨中东国家的年轻一代正是这样一群人，虽然他们的处境并非最差，但却是最有愿望改善自身处境的人。

　　综上，青年小贩自焚事件触动了突尼斯普通民众的神经，勾起了他们对自身处境的共同感受。共同的处境、共同的命运、相似的前景，不免悲从中来。在广场集群和网络媒体的推动下，人们的相似感受迅速形成共同意识，即形成对自身当下处境的归因与期待。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些困苦，都来源于专制腐败的政府，他们期待通过民众的“革命”推翻政府，以获取“自由”与“民主”。

　　二、社会效果：解构与建构作用

　　一个由突发事件引发的抗议，通过互联网这种简单、快速、放大的群体散播，最终造成群体模仿，致使“街头政治”逐步演变为集群行动，最终蔓延为大规模、大面积的“倒阁”社会运动。这种缺乏严密组织、带有集群行为性质的革命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无归属、不确定、没有目标的特点。这种“革命”破坏有余，而建树乏力。它有可能摧毁旧的专制政权，却无法带来任何稳定的社会秩序，既无益于新秩序的建立，更谈不上实现诸如民主、自由之类的理想。

　　1.对社会稳定的破坏有余

　　这种由制度外的“共同意识”所孕育，以一个突发的社会经济危机为契机，在现代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所爆发的集群行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其剧烈性、暴力性和不可预料性。美国社会学家拉尔夫·特纳(RalphH.Turner)指出：“从集群行为的性质来看，它只有(但并非总是)在现在的组织不能为人们的行动指引方向和提供途径时才会发生。”⑩它是一种相对自发的、不可预料的、无组织的行为，也是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共同刺激作出反应的行为。

　　“阿拉伯之春”的参与者以年轻人为主，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妇女、基督徒，工人和农民是他们的支持者。他们既无理论准备也无干部准备，既无指导思想也无行动纲领，更无实施的具体路径与未来蓝图，基本上是通过国内外网络媒体集结扩散、通过国际舆论哄抬，利用民众内心原有的不满与愤懑被唤起、被激发、被扩大而形成，这在利比亚和埃及表现得尤其明显。即使在抗议转化为大规模暴力武装冲突以后，人们依然不知道谁是真正的领导和组织者。一度连美国官方也无可奈何地公开表示找不到对话对象，他们也不知道哪一个派系和组织是运动的代表和真正的领导力量。

　　这场集群式革命对社会与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埃及，原本观光旅游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但2011年外国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均比上年减少了约3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算，2011年，埃及的经济增长率将从前年的5.1%大幅降至1.2%。另据官方媒体报道，2011年11月，埃及失业率达11.9%，创下了10年来的最高纪录。在突尼斯，由于受民主化运动影响，旅游业收入与前年相比减少一半。在利比亚，占出口收入90%的石油业虽已恢复生产，但据相关人士透露，日产量仅为之前(约160万桶)的80%。(11)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2012年共有5万人死于战乱，200亿美元的GDP，外加350亿美元的公共金融资金化为灰烬。(12)这一切听起来都让人失望。有人甚至在问，到底这是阿拉伯的春天，还是伊斯兰的冬天？(13)

　　2.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不足

　　从事件的起始来看，诱发民众集群行为的共同影响或共同刺激有两种：一是长期的专制统治和不断的社会动荡；二是民众的共同心理，即他们“被剥夺”、“被欺压”的共同感受。两种因素通过互联网传播与扩散，促进了共同意识的形成，进而加剧原本由此而来的愤懑与绝望。而对政府腐败的归因，对行为后果的期待，则更加促使他们积极投身于集群行为中去。

　　如果没有互联网的推波助澜，这场革命应该说很难爆发。美国华盛顿大学沟通学教授裴利普·哈沃德主持了一项相关研究，这项研究收集了三百多万条twitter，数兆自传视频以及数千篇相关博客后，找到了很多新媒体与群体抗议浪潮间的互动，如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下台的这一周，twitter数量暴增，从平时的每周2300条，跳到230000条。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建立了一条从北美到中东的信息链，以此强化了政治起义的期望和成功的信心。社交媒体成为政治运动的新型‘工具包’。”(14)

　　一方面，互联网时代开启了观察世界的窗口，中东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看到了世界上还存在着与自己国家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价值判断和生活方式。他们对“民主”、“自由”、“人权”有了一些了解，希望通过政权的更迭来尽快缩小自己国家与时代发展的差距；但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民主”、“自由”、“人权”都仅停留在“快餐”阶段，而对其中的“三昧真火”并没有揭示得非常清晰，更不可能完整。

　　这种集群式革命诉诸感性的成分远大于理性，与建立在政党、纲领和组织基础上的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参与者意识模糊，对行为方式的选择并不确定，只是聚集在一起的“事实”使得他们具有一种集体心理，形成一套紧急规范。正是这种心理与规范，决定了他们有可能按照一种与其独处状态下很不相同的方式去感受、思考与行动。而这种集体心理紧急规范的有效性是短暂和有条件的。一旦集群行为实现了其初始目标，即把现政权推翻以后，紧急规范就不再具有自然约束力。原先看上去完整的统一群体马上开始分崩离析，各种利益集团的冲突马上开始凸现，恰如在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国后来所看到的那样。

　　三、社会影响

　　“阿拉伯之春”已经过去两年多，从事件发生、发展的微观层面上看，这是一个由突发事件引发，通过互联网上的社群串联，将民众个体感受逐渐整合为共同意识的过程。通过互联网这种简单、快速、无限制的群体散播，最终造成群体模仿，致使“街头政治”逐步演变为集群行动，最终蔓延为大规模、大面积的“倒阁”社会运动。而缺乏严密组织、带有集群行为性质的“革命”，其结果往往与预期距离甚大。当初盛开的茉莉花正在慢慢枯萎，这种局面应在意料之中。集群式革命无力助推社会进步，更无力承担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这种革命以破坏形式爆发，其诉求是打破旧秩序，而非消除弊端、改善社会结构、建立新秩序。所以，当原有专制政权被推翻以后，社会只可能从其体内机制中去寻找替代秩序，而在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等机构自主性互动普遍不发达的中东社会，唯一有能力替代威权统治秩序的就是伊斯兰宗教意识和宗教组织。

　　革命的发起者对民主过程的艰难曲折性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以群众运动方式追求民主的结局与效果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他们获得的是从互联网上传来的“快餐式”的民主概念，而非对现代民主国家的真正内涵与完整的国家权力结构的透彻了解。虽然民众的归因与期待都激发他们积极投身于追求民主的群众运动，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他们都极度缺乏关于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准备。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最后无法掌握运动的主导权，也无法真正参与国家层面的管理。

　　反观其他参与其中的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他们各有主张，各有利益，优先考虑的不是国家的改革与进步，而是自己的政治诉求。有的甚至在算计，如何利用民众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所以他们不可能形成社会共识，更无法奢谈形成有计划的社会共同行为，其结果只能是：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煽动者都没有能力驾驭运动的走向与结果，谁也无法真正全面地掌控当下处于混乱之中的中东国家。

　　可见，通过互联网群体串联所传播的“快餐化”西方民主思潮，以其惊人的效率，过早地催生了刚刚萌芽，还来不及成长的中东民主幼苗。民主需要有孕育其种子的温度与沃土，民主更需要有高瞻远瞩的长远规划；民主需要有为争取民主的艰辛曲折过程，民主也需要有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缺少为民主追求、为民主奋斗的耕耘过程，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而这一切，在速食形式的互联网上只能是镜花水月。

　　当然，虽然“阿拉伯之春”没有如期来临，但是早春的种子萌芽还是依稀可见。无论如何，“阿拉伯之春”标志着中东国家在由专制转向民主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这场运动在客观上推进了中东地区的政治转型，并显示出了一些社会改革的迹象。但愿在“阿拉伯之春”之后，阿拉伯民众能够在寒冬中积极等待再一次的春天来临。

　　【注释】

　　①集群行为(collectivebehavior)，是指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

　　②[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0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4页。

　　③RobertAlunJones，EmileDurkheim：AnIntroductiontoFourMajorWorks，BeverlyHills，CA：SagePublications，Inc.，1986.pp.24-59.

　　④陈敏华：《冷战后中东极端组织行动研究——社会学视角》，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页。

　　⑤蒋传瑛：《中东剧变对变革中阿拉伯国家经济的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6期。

　　⑥章鲁生：《腐败藏在繁荣背后：一场不受约束的改革养肥埃及权贵》，载《青年参考》，2011年11月3日。

　　⑦蒋传瑛：《中东剧变对变革中阿拉伯国家经济的影响》。

　　⑧同上。

　　⑨[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0版)，第596页。

　　⑩RalphH.Turner，“CollectiveBehavior”，InR.Faris，ed；HandbookofModernSociology，Chicago：RandMcNally，1964，pp.382-425.

　　(11)[美]和田浩明：《中东民主化导致经济严重恶化——“阿拉伯之春”一周年》，载《经济学人》周刊，2012年3月6日。

　　(12)HusseinIbish，“WastheArabSpringWorthIt？，”ForeignPolicy，July8，2012.

　　(13)MichaelJ.Totten，“ArabSpringorIslamistWinter？”，WorldAffairs，January2，2012.

　　(14)CatherineO'Donnell，“NewStudyQuantifiesUseofSocialMediaInArabSpring，”WorldAffairs，September21，2011.